中国唐代顺宗时官僚士大夫以打击宦官势力为主要目的的改革。因发生于永贞年间，故名。唐代从玄宗时的高力士开始，出现宦官擅权现象；到肃宗时的李辅国，宦官又掌握了军权。到中后期他们的专恣骄横，引起皇帝和某些官僚士大夫的不满 。永贞元年（805），唐顺宗李诵即位 ，他的东宫旧臣王叔文、王伾居翰林用事，引用韦执谊为宰相。他们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结成政治上的革新派，共谋打击宦官势力。朝廷宣布罢宫市和五坊小儿，停19名宦官的俸钱，任朝臣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以图逐步收夺宦官的兵权。此外，顺宗和革新派还罢免贪官京兆尹李实，蠲免苛杂，停止财政上的“进奉”。这些改革都具有进步性，但引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及与之相勾结的节度使的强烈反对。最后，俱文珍等人发动政变，幽禁顺宗，拥立太子李纯。王叔文被贬后赐死，王伾外贬后不久病死，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8人均被贬为外州司马 ，史称二王八司马 。改革历时100余日，以失败而告终。

一、永贞革新的背景

关于永贞革新的政治背景，一般认为主要有二：

一是藩镇割据。安史乱后，中央对地方失控，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德宗时期，藩镇割据的形势日益严峻。而藩镇之乱，也此起彼伏，迄无宁日。建中四年（７８３）十月，泾原兵奉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主，大举造反，德宗被迫出奔奉天，转走梁州，直到兴元元年（７８４）七月，才得以重返长安。此后，长安又屡遭藩镇围困，有如一座危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是宦官专权。安史乱后，君主不信朝臣，宦官得以干政。肃宗时的李辅国，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以宦官执掌兵符，权力更大。德宗出奔奉天，因窦文场、霍仙鸣护驾有功，归以二人为神策中尉，宦官主管禁军遂成为制度。此后，宦官以军权在手，无所顾忌，干政益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也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

另外，贪鄙当道，贤能被逐，苛征如虎，百姓涂炭，亦成为唐王朝君臣需要正视的问题。

关于永贞革新的人事背景，一般认为也主要有二：

一是高级官僚士大夫注重既得利益，对变革新政不感兴趣。如老宰相贾耽，《旧唐书》本传称：“自居相位，凡十三年，虽不能以安危大计启沃于人主，而常以检身厉行律人。”对防嫌免祸非常留意，对国家安危不想关心。新宰相高郢、郑珣瑜，亦均小心谨慎，而无显赫政绩。他们很容易与一些老藩镇、老宦官携手合作，共同维护旧的秩序。

一是低级官僚士大夫身无长物，不怕冒险，敢于以变革新政为己任。如王伾，仅官太子侍书；王叔文，仅以棋待诏为东宫侍读；刘禹锡、柳宗元、程异，仅官监察御史；韦执谊，仅官吏部郎中；凌准，仅官侍御史；韩泰，仅官户部郎中；韩哗、陈谏，史书不记当时任官，职位显然更低。他们很容易与一些宫朝新进携手合作，共同开创新的局面。

另外，君主的态度，也为人事背景之一，对反对或主张变革新政的双方，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二、永贞革新的经过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癸巳），德宗死。二十六日（丙申），太子即位，是为顺宗。变革新政运动，自此拉开序幕。

据记载，顺宗为太子时，即有变革新政之志。他最宠王伾，而与王叔文尤为志同道合。同时，刘禹锡、柳宗元、程异、凌准、韩泰、韩晔、陈谏以及陆质、吕温、李景俭等，也都与二王相结，最终形成一个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党派（《旧唐书·刘禹锡传》）。这个革新党派，可以说是在顺宗的直接领导下形成的。可惜的是，顺宗在即位前，突患喑疾，口不能言；即位后，一切依靠二王，不能亲自指挥。变革新政运动的前途，一开始就呈现不祥之兆。

当时，顺宗用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叔文用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翰林学士掌白麻内命，亦即机密诏令；同平章事为宰相。有职有权，本对革新十分有利。但上传下达的渠道不畅。顺宗垂帘问政，仅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上传之事，要一经韦执谊，二经王叔文，三经王伾，四经李忠言，五经牛昭容，才能为顺宗所知晓。下达之事，环节亦同。在这种情况下，变革新政自然也就不可能顺利。

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革新党派主要做了以下两件事：

一是企图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浙西观察使李锜，原兼诸道盐铁转运使，使“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至是解其职，将财政大权从藩镇收归中央。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支度副使刘辟求总领三川（即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并扬言：“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王叔文大怒，欲杀刘辟，辟仓皇逃走。

一是企图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先罢禁掠人扰民的宫市及五坊小儿，再减停宫中闲杂人员及内侍多人俸钱，以抑制宦官势力。然后，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京西左、右神策军节度使，度支郎中韩泰为其行军司马，以夺回禁军军权。可惜宦官醒悟，知道“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诸将勿以军权授人，使革新党派的计划落空。

另外，就是惩贪鄙，用贤能，免苛征，恤百姓。京兆尹道王李实，为唐宗室，残暴掊敛，被贬为通州长史，市井为之欢呼。用能吏杜佑摄冢宰，并兼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召被贬贤臣郑余庆等回京。郑余庆后任宰相多年，颇有清誉。规定两税外，“不得擅有诸色榷税”；常供外，“不得别进钱物”。并免除百姓积欠的租赋课税，达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钱）、石（粮）、匹（绢）、束（丝、草）。

如此变革新政，自然使既得利益者大为不满。这年三月，侍御史窦群、御史中丞武元衡，即将革新党派列为异己，并进行攻击。同时，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旧人”，疾李忠言为宫中新进，王叔文等朋党相结，借顺宗病久不愈，立广陵王淳（后改名纯）为太子。三位宰相，高郢无所作为，贾耽、郑珣瑜称疾不起，以表示与革新党派不合作。六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也相继向顺宗及太子奏表进笺，攻击革新党派。而在此之前（五月），王叔文因前充度支及盐铁转运副使，加拜户部侍郎，俱文珍等已趁机削去叔文翰林学士之职。如前所说，翰林专掌机密诏令，职权甚重。叔文失去此职，便无法领导变革新政运动。王伾为之一再疏请，也只允许“三五日一入翰林”。形势已经不利。至此，叔文又因母丧去位，形势更急转直下。七月，韦执谊不听叔文调遣，革新党派内部分裂。同时，王伾再三上疏，请以叔文为宰相，不报，知事不济，亦称病不出。而既得利益者却较为团结。在这种形势下，变革新政运动已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同年七月二十八日，俱文珍等逼顺宗下制，称：“积疢未复，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勾当。”同时，以更为志同道合的袁滋、杜黄裳为宰相，以取代高郢、郑珣瑜。八月四日，既得利益者又假顺宗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制敕称诰。”五日，太上皇徙居兴庆宫，诰改元永贞。六日，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伾不久死于贬所，叔文翌年亦被赐死。九日，太子纯才正式即位于宣政殿，是为宪宗。九月十三日，贬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柳宗元为邵州刺史，韩泰为抚州刺史，韩晔为池州刺史。十一月七日，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朝议谓刘、柳等人贬太轻。十四日，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哗为饶州司马；又贬程异为郴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此十人，合称“二王八司马”。至此，变革新政运动彻底失败。

三、永贞革新的影响

这场变革新政运动，虽然仅半年便告彻底失败，但对后世的影响，却远非半年所能估算。以革新党人刘禹锡的个人遭遇为例：被贬之前，本官屯田员外郎；被贬之后，因制有“逢恩不原”之令，在朗州一住便是十年。其间，当政者或惜其才，欲渐用之，而宪宗亦诏迁禹锡等为远郡刺史。但适逢武元衡为首相，衔旧怨（元衡曾为德宗山陵仪仗使，禹锡求充仪仗判官，元衡不与，被革新党派罢为右庶子），谏官十余人又论列，言不可复用，最终亦无转机。元和十年（８１５），始召还，仍欲用为郎官。禹锡至京师，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由于“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又被出为播州刺史。自此去京师又十余年。文宗大和二年（８２８），再从和州刺史任上召回，用为主客郎中。禹锡至京师，衔前事未已，又作《重游玄都观》诗，序谓“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据说“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以致武宗会昌二年（８４２），禹锡卒，也仅官至检校礼部尚书。由此可见，该运动影响之长久。另外，有唐一代，朋党虽然产生甚早，但朋党之争却迟至永贞革新才形成。据《旧唐书·韦执谊传》记载：贞元十九年（８０３），补阙张正一与韦成季、王仲舒等七人，以曾同官而相善。或告执谊云：“正一等上疏论君与王叔文朋党事。”执谊时官翰林学士，因奏云：“韦成季等朋聚觊望。”导致成季等七人尽被斥逐。至永贞革新正式开始，朋党之争更为激烈。后来，永贞革新虽然失败，旧的朋党之争并未消失，新的朋党之争又起。著名的“牛李党争”，即产生于宪宗元和（８０６—８２０）中。此后直到唐亡，朋党之争基本从未间断。由此亦可见，该运动影响之长久。

至于该运动对藩镇和宦官，影响自然更为深远。宪宗初即位，藩镇就开始向中央政府进行挑战。当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卒，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并令诸将为己上表强求节钺。朝廷不许，以宰相袁滋为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安抚大使。不久，朝廷恐安抚无效，又以袁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而征刘辟为给事中。刘辟自然不受征，且出兵阻袁滋入川。袁滋不敢进，被贬为吉州刺史。朝廷不得已，终于以刘辟为剑南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但藩镇见朝廷如此可欺，又岂肯甘心于眼前既得之小利？元和元年（８０６）正月，刘辟仿前任韦皋求总领三川，不得，竟举兵造反。二年（８０７）十月，镇海节度使李锜因不愿入朝，亦举兵造反。九年（８１４）闰八月，彰义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匿丧自为留后，并纵兵侵掠，危及东都。十年（８１５）六月，淄青节度副大使李师道派人刺杀宰相武元衡，并助吴元济与朝廷对抗。这些藩镇叛乱虽然最终都被平定，但朝廷的元气也因此而大伤。不久之后，藩镇叛乱再起，直到唐亡，朝廷也无法加以控制。

同时，宦官继续掌握军权，势力也一发而不可收拾。自宪宗开始，唐朝有八个皇帝为宦官所立。而宪宗以及敬宗，又均死于宦官之手。唐人李谅著《续玄怪录》，中有《辛公平上仙》篇，据研究，所记即为宪宗被囚禁及被宦官谋害之事①。至于敬宗被谋害，则已无一人敢明言其事，由此可见宦官势力之大。敬宗之弟文宗即位，欲诛宦官，于大和九年（８３５）十一月，与朝臣合谋发动“甘露之变”。但因宦官掌握军权，功败垂成，朝臣及相关人士近二千人被杀，酿成一场举世震惊的大祸。而此后直到唐亡，宦官控制朝政成为定局，唐朝君臣再也无法扭转局面了。

四、永贞革新的评价

关于永贞革新的评价，由于立场不同，古今十分悬殊。

韩愈撰《顺宗实录》，既包含对永贞革新最早的记述，又包含对永贞革新最早的评价。但该“实录”记述永贞革新本多不实，对永贞革新的评价自然也就不高。或认为涉及个人恩怨。如清人陈祖范云：“退之于叔文、执谊，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陈祖范文集》卷一）或认为涉及内廷党争。如近人陈寅恪云：“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著事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他断定韩愈与宦官俱文珍颇有交往，故记述永贞革新，多采纳俱文珍等反对派的意见。此外，恐怕还涉及对新进的妒忌心理。如王叔文主持变革新政时期，侍御史窦群曾往拜谒，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问：“何谓也？”群云：“去岁李实怙恩挟贵，气盖一时，公当此时，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复据其地，安知路旁无如公者乎？”韩愈举进士在贞元八年（７９２），刘禹锡、柳宗元举进士在贞元九年（７９３）。到变革新政时期，韩愈仅官江陵府掾曹，而刘禹锡、柳宗元却为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韩愈对刘、柳等新进怀有妒忌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如韩愈《永贞行》称革新党派为“小人乘时偷国柄”；又直云：“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对革新党派升官过速表示强烈不满。由此导致借撰史之机，对永贞革新进行中伤和诋毁。后世修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关于永贞革新，基本照抄《顺宗实录》。因而关于永贞革新的评价，在当时及稍后很难公正。

清代以来，对永贞革新的评价逐渐增高。或称：“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五）或称：“只此小小施行，已为李唐一朝史所不多见。”而“德宗秕政，廓然一清”（岑仲勉《隋唐史》上册）。或称：“这些措施，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据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第十三章）或称：“他们的施政方针，主要是抑制专横的宦官集团，改革德宗时期诸弊政，是有进步意义的。”（卞孝萱《二王八司马》，《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不用说，评价都很客观公正。但除此之外，站在当时人的立场，是否还应有别的解说呢？

按史称顺宗册太子，王叔文已有忧色，口虽不敢言，但吟杜甫题《诸葛丞相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犹见英雄末路之慨。而狷急如刘禹锡，所作《谒柱山会禅师》诗，对参加变革新政颇有悔意。其中“哀我堕名网，有如翾飞辈”句，尤见作者当时动机本不纯正。至于柳宗元，性本柔弱，所作《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直称：“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对参加变革新政非常悔恨，倒不令人奇怪。总之，参加变革新政的低级官僚士大夫，包括二王在内，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名利思想。正因如此，他们才在运动中，忙于升官，急于求成。然而此举，既授人以口实，又欲速而不达。这场变革新政运动，仅半年便告失败，参加者恐怕均难辞其咎。因此，对永贞革新的评价，恐怕还应一分为二。也就是说，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应该分别评价。受韩愈《顺宗实录》影响的评价，评价的实际多属主观动机。而清代以来的评价，评价的实际多属客观效果。就此而言，这两种评价都难免有片面之嫌。只有综合二者，才是公正、全面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