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义顺(1879—1936)，字发初，号蔚华，又号其华，新加坡华侨，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和爱国侨领。他很早便在侨居地南洋和故乡潮汕进行开辟萆莱的革命活动，是两地反清运动的播火者之一。他也是孙中山最早联系到的南洋革命华侨。中国同盟会之所以能在南洋扎下根并得到发展壮大；南洋之所以能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基地，其中有他不小的一份功劳。他后半生作为一名富商和爱国侨领而闻名于世，在开发、建设新加坡，领导侨胞促进当地社会进步，支援国内革命、赈灾拯溺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
身世和早年所受的教育
林义顺1879年11月12日出生于新加坡，祖籍是广东省潮州澄海县岐山马西乡(今属汕头市郊)。他的父亲林炳源早年漂洋过海到新加坡谋生，积资开了一间杂货店。林义顺幼年时父母相继去世，由外祖父母鞠养。外祖父张理家资颇丰，所以他得以受到较好的教育。先是在家塾读中文，10岁后又先后进圣约瑟和英华两个英语学校学习。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熏陶和西方近代文明－－包括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成为他日后爱国革命思想萌生的良好温床。
17岁时林义顺修业期满，按照当时华侨社会的习惯，进入商界学习，先后在他的舅父张永福(原籍广东饶平县)的新长美布匹店和闽籍商人陈楚楠的合春号、陈泰木材公司任职。从帮助司理出入银钱入手，积累了不少的经营知识。由于他办事勤谨干练，得到了张、陈两人的信任。加上他们3人年龄相近(林义顺比张小10岁，比陈大两岁)，意气相投，思想相若，遂成莫逆之交．以后又一同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了亲密的同志。林义顺20岁时，外祖父去世，他承袭了一部分遗产。3年后，他结了婚，先后生育子女忠国、忠邦、忠民、忠宪、积玉等10人。
小桃源俱乐部
中国自经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更加迅速的腐朽没落。因国家积弱无能而早受其害的海外华侨对此深怀不满，人心思变，维新思潮一时颇为流行。而不少激进者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已开始倾向革命。青年的林义顺血气方刚，其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尤为强烈。1901年，他与张永福、陈楚楠、林受之(侨商，潮州庵埠人)等人共同组织了一个“小桃源俱乐部”的政治小团体，经常聚会讨论国内的时局。每谈到清廷的倒行逆施、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时，无不义愤填膺。当时，一些宣传革命的：书刊，如上海的《苏报》及《革命军》、《黄帝魂》、《扬州十日记》等开始传入新加坡。他们争相传阅，深受影响。一次，林义顺看到《苏报》上刊载的清朝禁止汉族子弟留学日本成城军官学校的消息，愤然而起说：“中国革命再迟．我们都没有活路了!”从此，他便下定了进行民族革命的决心。
对林义顺思想影响较大的还有两个人，一是黄乃裳，一是尤列。黄乃裳原是福建的名孝廉，参加过维新变法运动，“戊戌政变”后思想发生转变，到南洋鼓吹种族革命救国。林义顺、张永福等慕名结识他后，或通信或聚会，相谈甚洽；尤列是兴中会元老，兴中会未成立前因常与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等人会聚，高谈反满造反而被时人称为“四大寇”。惠州三洲田起义失败后流落到新加坡，在下层华侨中组织中和堂．进行反清活动。1903年，由《天南日报》助编黄伯耀介绍，他面晤了林义顺等人，结为好友，经常参加“小桃源俱乐部”的讨论。在黄、尤两人的影响、参与下，林义顺等人从谈论革命到开始走上革命的实践道路。
1903年6月，上海发生《苏报》案，邹容与章太炎被英租界当局逮捕入狱，准备引渡给清政府。林义顺与张永福、陈楚楠闻讯极为焦虑，急忙用小桃源俱乐部的名义致电英同驻卜海领事，请他援引第三国有权保护政治犯的国际条例，拒绝清朝的引渡要求。这是南洋华侨公开反抗清廷的第一次勇敢行动。
继这次行动之后，林义顺等人又集资翻印了邹容的《革命军》两万多册，为了有利于散播，易名为《图存篇》。书印出后，一部分寄新加坡唯一的书店孔明斋代售，并瞒着书店由他寄入汕头零卖；一部分遍寄国内各地，甚至寄给了清朝的翰林院和总理衙门，将这无异于炸弹一般的革命宣言投向统治者的心脏。还有约一万册．由黄乃裳和林义顺等乘回国之机分两批潜携入境，在粤东和闽南一带广为散发，借此结交各界的爱国志士。他们的活动首开了这些地方的革命风气。而他们散发的《图存篇》一直在闽、粤之间流传，启发了不少爱国人士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图南日报》与孙中山
为继承被封闭的《苏报》唤起民，众的工作，在尤列的策动下，由较富有的张永福、陈楚楠出资，1904年初他们在新加坡福建街21号办起南洋开天辟地第一张公开宣传以革命推翻清朝的报纸－－《图南日报》。林义顺积极参加了报纸的筹办，并负起了具体奔走联系的责任。由于南洋华侨对革命还普遍缺乏认识，不少财雄势大的中上层人物更视革命为大逆不道，深恶痛绝，所以当名誉编辑尤列执笔，以“吴兴季子”笔名写下发刊词，鲜明地揭示了报纸的宗旨时，林义顺他们便遭到了群起的攻击，被咒为无父无君、无法无天。起初是社会上的人反对，“及后竟弄到亲戚见诟，朋友绝交”。保皇的侨商甚至合谋要挤垮陈楚楠、张永福的商行，英殖民地当局也在清朝总领事的要求下。一再向他们发出警告。在巨大的压力下。报社中的一些人变得灰心消极了，要求辞职，但林义顺和陈楚楠、张永福依然不为所动。使他们焦心的倒是报纸的销路一直没法打开。平时订户只有30余份，即使白送，也只能发出1000份左右，而这意味着革命宣传的原旨将无法奏效。为了打开局面，他们趁1905年新春佳节，特设计印制了一份精美的月份牌。月份牌上印着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写的“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涂炭，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20字，两边印着：“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界，书檄布东南”的对联，中间则是自由钟和独立旗。既形式新颖，又宣扬了强烈的爱国革命思想，分送东南亚各地华侨工商界和团体之后，颇受欢迎，报纸的销量也一度递增至2000份。
不久，孙中山在檀香山《檀山新报》社看到了寄去交换的这种月份牌和《图南日报》，极为兴奋。当时，他正致力于联络海外侨胞，筹集起义所必不可少的资金，对华侨最为集中的南洋地区非常关注。过去一直苦于找不到敢于起来革命的南洋华侨，此时一见《图南日报》，知道南洋终于有了革命的喉舌，极为兴奋，马上汇去20美元给《图南日报》，购买此种月份牌，同时写信给尤列，询问《图南日报》的组织者，表示希望与他们会面。
1905年6月，孙中山自欧洲取道新加坡赴日本，特先致电尤列，约见《图南日报》的同仁，船至新加坡，林义顺和张永福、陈楚楠便在尤列的引领下登船相会。因孙中山1900年到新加坡营救日本志士宫崎寅藏而被当地政府逮捕、限令离境五年的期限未满，他们便与警厅交涉，担保孙中山上岸，欢聚于小桃源俱乐部。林义顺他们向孙中山汇报了在闽粤的革命活动，受到了孙中山的奖勉，孙中山认为单独行动不如将力量集中，并告诉他们，他将到日本组建革命党的总部，希望他们在南洋积极准备，以便届时成立分部。这是孙中山与南洋革命华侨的第一次接触，也是南洋的革命力量汇入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洪流的开端。
早在阅读《苏报》时，林义顺便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有所了解，对他夙深景仰；此次会晤，孙中山革命的雄才大略和深邃的政治眼光更令他心悦诚服。从此，他便矢志不移地追随孙中山，为革命事业竭力效劳。通过接触，孙中山对林义顺也极为倚重。以后每次莅新。都由他亲自上轮船接取革命的重要文件，在新加坡期间，无论大小事情也都委托他办理。而林义顺则发挥自己擅长英语、交际的才能，每每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协助孙中山组建南洋各地同盟会
1906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翌年2月，林义顺等迎接孙中山先生到新加坡筹建同盟分会，在张永福腾出的别墅“晚晴园”里，召开了一个隆重的欢迎宴会。几天后，孙中山拟好了分会的章程，马上为陈楚楠、张永福、李竹痴举行了入盟仪式，林义顺当时不在场，孙中山特嘱咐张永福请他隔天前来参加，于是林义顺在孙中山亲自主持加盟监誓下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不久，林受之，李晓生、李幼樵、谢心准等一批人也相继加入。这样，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便宣告成立。陈楚楠任会长(后改任副会长)、张永福任剐会长 (后改任会长)、林义顺则任交际干事(后称交际主任)。新加坡同盟分会是孙中山在南洋播下的第一颗革命种子，它成立初期，只有一二十人，但在孙中山的关心指导和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中坚的努力下，这颗小小的种子迅速生长，会员不断增多(以后成为著名的爱国侨领的陈嘉庚，便是由林义顺介绍于1909年认识孙中山，并于翌年加入同盟会的)，遂成为南洋英、荷殖民地同盟会的总机关，成为孙中山向南洋华侨宣传革命道理、组织革命党和筹资集款、策划武装起义的重要基地。
新加坡同盟分会成立后，孙中山经常邀集林义顺等人到“晚晴园”详细地讲解国内外形势，解释三民主义的意义。
1906年7月，孙中山再返新加坡，林义顺和陈楚楠，李竹痴陪他访问了森美兰州首邑和马来亚著名锡矿中心的芙蓉，和原已有联系的朱赤霓、董心持、李梦生等人进行了深入的座谈，为隔年在芙蓉与瓜膀庇拉设立同盟分会奠下了坚实的基础。8月初，他们来到英属马来亚联邦的首府吉隆坡，在该市新开的大舞台戏院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又在吉隆坡革命派控制下的青年赛会作过一次公开演讲，顺利地创建了吉隆坡同盟分会。16日，他们一行又来到怡保。谁知怡保的保皇势力很大，组建工作一时难以进行，当地的保皇派甚至密谋地对他们进行暗算，幸及时察觉，乘夜转移才得脱险。回吉隆坡后，林义顺便受孙中山的委派，同陈楚楠一起再到英属海峡殖民地的首府槟榔屿活动。他们带着孙中山的信函拜会了当地的侨领吴世荣。倾谈之下，一拍即合。于是，由陈楚楠、林义顺主持，成立了槟榔屿同盟分会，选吴世荣为会长。林、陈槟榔屿之行，受到了孙中山高度的赞扬。
在林义顺等革命者的四出活动下，南洋各埠都成立了同盟分会，成为海外会员最多的一个地区。
创办《中兴日报》
随着同盟会的日益壮大，极需有一个革命的号角以唤起广大华侨的觉悟。在当时《图南日报》早因亏损过大而停刊，张永福、陈楚楠与人合股办的《南洋总汇报》也因宣扬革命与合股人产生分歧，最后分股而为保皇党人所篡夺。林义顺、陈楚楠、张永福等人便共同筹划，向各革命党人募资，共得1937元，于1907年8月20日在新加坡吉宁街18号办起子南洋同盟会的机关报《中兴日报》。林义顺就任第一任总经理。先后担任主编的有：何子耀、田桐、居正、陶成章、胡汉民、林时爽、汪精卫、方瑞麟等人。报纸出版前几天，刚好胡汉民随孙中山来到新加坡。便由胡汉民执笔，写下了《中兴日报发刊词》：“吾人之宗旨，在开发民智，而使数百万华侨生其爱种爱国之思想也。”《中兴日报》每日出四张，共八版，在伦敦、巴黎、香港、上海、东京、檀香山和东南亚各埠都设立代销处。
1908年6月初，《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报》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革命论与君主论的大论战。笔战越辩越激烈，其影响的程度并不亚于在日本的同盟会总机关报《民报》与保皇派报刊《新民丛刊》的论战。《南洋总汇报》为此接二连三地添兵助战，康有为最得意的弟子徐勤和伍宪子都曾来亲自坐镇。这期间，刚好孙中山移居新加坡，黄兴、汪精卫、胡汉民(笔名去非、辨奸、诘奸)、田桐(笔名恨诲)、居正(笔名药石)、林时爽等党人也齐集南洋，于是一起投入了论战。孙中山亲自指挥并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在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以充足的论据批驳了保皇党人的谬论。这场笔战延续了一年之久，最后以保皇党人的惨败而告终。更重要是通过辩论，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形成了南洋华侨支援祖国革命的第一次高潮。
1909年中，《中兴日报》因资金周转困难发生了危机。林义顺向孙中山提议以有限公司名义重新组织《中兴日报》，定股二万元。孙中山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便命他主理重组事宜，并派出胡汉民、汪精卫等在各地同志中招收股份。林义顺也曾受派偕许子麟同往缅甸仰光。他边招股边沿途演说革命、散发革命书刊，缅甸华侨受其感动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为数甚多。经过林义顺的重新整顿，《中兴日报》终于渡过难关，继续发挥着它的革命号角作用。
参与发动丁未黄冈起义
1907年5月22日爆发的潮州黄冈起义，是同盟会建立后孙中山所亲自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也是第一次海外华侨革命党入主动在国内组织的反清革命行动。
起义酝酿自1904年，发源于黄乃裳和林义顺回乡宣传革命。他们当时联络了许雪秋，又通过许雪秋联系了萧竹漪，余丑、余通、陈涌波、曾杏村、许唯心等人，将潮汕的革命力量汇集在一起。开始设立秘密据点，策划武装起义。林义顺返新加坡后一直与在国内活动的许雪秋、黄乃裳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共同致力于起义的准备工作。以后他又和新加坡同盟会的同志一起牵线把国内的这股革命力量并入同盟会的大队伍中。1905年，林义顺等人与孙中山初次会面时便汇报了在潮梅、闽南运动起义的工作。同盟分会成立后，又帮助许雪秋等人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并介绍他们来新加坡面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使以后的起义准备工作得以在孙中山的指导下进行。更重要是，林义顺等人几乎负担了丁未黄冈起义的全部经费。有人统计，他们前后共为这次起义筹集了?万元左右。林义顺当时并不富裕，也倾囊相助，毫无吝色。
他为黄冈起义所做的另一件事便是营救和安置失败后流亡海外的义军将士。起义军首领余丑(余既成)在香港被捕，清两广总督诬他为盗匪，要求引渡。林义顺和张永福、陈楚楠、张来喜聘请新加坡著名律师兜安代为辩护，并以商人资格联名担保，还一再汇款香港同盟分会，作为营救之资。同时，林义顺与孙中山一同去找《星洲泰晤土报》主编利窦，说服他将余既成领导黄冈起义的事实在报—上大力宣传，提醒香港当局尊重保护政治犯的国际条例。香港各报也纷纷转载。在各地同志的全力救助下，余既成终于胜诉获释前往新加坡。余既成被捕时，有100余名黄冈义军战士自香港避往新加坡。林义顺积极帮助安置他们，其中不少人就安排在他所经营的农场中。
筹措经费，安置流亡义军
1907－－1908年，孙中山领导同盟会在粤、桂、滇三省频频发动武装起义。这期间，新加坡同盟会表现十分活跃，他们或踊跃捐饷，或策划宣传，或奔走募资、帮同接济，有力地支援了起义。林义顺作为分会的骨干积极地参与了这些工作。
当时孙中山经常在新加坡同盟分会总部“晚晴园”召集各地同志开会，密谋举义的各项计划。林义顺常随侍于他的身旁，出谋献策。他还遵照孙中山的指示，为筹集革命经费四处奔波。据孙中山统计，为发起这些起义及采办军械，南洋华侨共出了约10万元。孙中山未统计入内的还有革命党人来往的活动经费和接待费用等。其中单担保河口起义失败后退入越南的600多名义军将士进入新加坡的费用便达8万余元。考虑到那个时候南洋的华侨大资本家都不愿捐助，而南洋同盟会会员多数经济并不宽裕，可见林义顺等人的筹款工作有多么艰巨。
1908年，河口义军要自越南移居新加坡，殖民当局起初不让入境，林义顺便陪孙中山面见总督，据理力争，使他答应了以交保的形式分两批办理入境手续。于是，林义顺等人又四处张罗，延请律师、找殷户担保、筹措担保费、寻找住所……终于使他们得以安身。但日久生活供应便成了问题，加上这些入境者成分复杂、良莠不齐，出现了生病的、索资的、闹事杀人的，甚至有包围中兴日报社和孙中山寓所取闹的。因此，同年l0月11日，孙中山特写信给林义顺，嘱他迅速筹集资金开设一个“中兴石山公司”(采石厂)，让这些起义人员自力更生，就业安居。
1909年，在粤、桂、滇偏远地带发动的多次起义相继失败。全力支持这些举义的陈楚楠、张永福几致破产，同盟分会元气大伤。同年5月，同盟会南洋支部移至槟榔屿，孙中山离开新加坡前往欧洲，谋求国际上的援助，林义顺也进入深山开拓垦殖事业。
为共和事业不遗余力
1911年10月，武昌举义成功，消息传到新加坡，林义顺雀跃而起说：“我们汉族革命，终于有了今日严于是，他再度奋起，踊跃赞助孙中山的共和事业。11月，孙中山回国担负革命领导工作时路过新加坡，林义顺遵照他的嘱咐，与陈嘉庚等人募筹巨款汇寄南京革命政府。广东光复，他在新加坡参与组织广东保安会，在同乡中募集救济捐给予支持。海外华侨的捐献在精神和物质上极大地支持中华民国的创立。1912年3月，孙中LU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给林义顺、张永福等人以旌义状，表彰他们为开国所作出的贡献。
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就为袁世凯所篡夺，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相继失败。革命队伍中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有些华侨党员也因此脱离了革命，但林义顺依然支持孙中山为重建民主共和所作的努力。当时不少民党要人逃到新加坡，他都一概竭诚接待。胡汉民、汪精卫、李烈钧、陈炯明、谭人凤、岑春煊、熊克武、周振鳞、柏文蔚、方声涛、黄复生、占应芬、邹鲁、张继等都曾住于他的湛华别墅，共谋推翻袁世凯的行动。由于他慷慨大方地接待祖国来往的同志，大有孟尝君之遗风，所以被称为“往来大王”。(潮州人称菠萝为“番梨”，潮语“番梨”与“往来”谐音，林义顺当时因种植事业成功，有“菠萝大王”之称，“往来大王”即是取“菠萝大王”谐音。)
1915年10月，国内外的反袁行动都在紧张秘密地进行，林义顺安排陈炯明、柏文蔚等人利用他设在小坡美芝路5号的“通美行”作为海外反袁的秘密总部。从这座楼房里发出了一些密电。是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新加坡处于战争状态，严禁私人设立电台。“通美行”拍密电的事被当局发现，11月3日晚殖民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房子。林义顺当晚与眷属居于三楼，慌忙中把来往电文、信函、密码簿及文件等投进炉中焚烧。虽查实后发觉并无危害协约国的行为，当局没再追究，’但不少珍贵的文献资料却因此而亡佚。
12月，云南反袁独立，林义顺被任为南洋筹饷员，前后共募集了60余万元军饷，袁世凯倒台后，他被授与拥护共和一等奖章。以后的护法、北伐诸役，他均站在孙中山的一边，给予财政上的支持。1917年，他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参议。1919年，被聘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部顾问。隔年援闽粤军受孙中山之命回师驱逐桂系军阀，他为其募集了饷糈30万元，因此获一等奖章。以后他历被聘为广东省长公署高等顾问、实业专使咨议、中国银行名誉顾问、财政部顾问、赈灾特派员、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名誉采访等，并一直以顾问身份与国民政府保持着联系。
据新加坡潘醒农先生统计，林义顺一生为民主革命所耗的资金达数十万元。
1919年，林义顺回国拟游历长江以北胜地，时南北交恶，孙中山劝他不要成行，他一笑置之，坦然乘船到天津。与孙中山的担心恰恰相反，对这位已成为百万富翁的华侨革命党人，北京政府诸要人却趋之若鹜，农商部长张国淦、前总统黎元洪、代总统冯国璋纷纷召见，聘为高等咨议，颁以嘉禾章，连手握北洋军政大权、与民党敌对的段棋瑞也洗耳恭听他高谈实业兴国的道理。为拉拢他，北京政府委他为侨务局副总裁，但为他所拒绝。南北数千里，敌对两方的显贵都争相礼之，蔚为奇观。
“菠萝大王”和“树胶大王”
林义顺早年为民主革命而奔波的时候，就早已有志于经济界，他常说：“总理负国家大事，如举羽毛，我们如能体其意，在工商界作一番大事业，当无难事。”1908年，孙中山的旧交、新加坡著名医师林文庆(后任厦门大学校长)集资创设了“三巴旺树胶有限公司”，因赏识林义顺的才识，委任他为第一任总经理。他把公司原来的数百英亩橡胶扩充至数千英亩，使公司业务蒸蒸日上。这前后，他也自己投资在三巴旺地区办起了农场，安置了数百名亡命来新的义军人员，并请余通、陈涌波、余御言等义军首领帮助管理，这些革命军人帮助他垦殖，令农场迅速得到发展。当时世界橡胶需求量还不大，许多人都不敢冒险广植，唯他和陈嘉庚等人认准时机，大量投资。逐渐地，他的农场便遍布于新加坡和柔佛两地，仅三巴旺地区便开辟了二万英亩。在他大力发展、收购别人农场的时候，马来地区的菠萝价格极为低贱，连运往城市的费用都不敷抵付，所以他购置的农场中原种植的菠萝都算白贴。他便在菠萝地间种橡胶树。这样一来，便有了日后的双倍获利。
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刚好也是林义顺经营农场菠萝的大收获期，双喜临门。这时菠萝的市价突然猛涨，由每个三四分升至每个二三角，他因此轻易地便赢利十几万元。于是他在美芝路自创了林义顺公司。越年，民国创立，许多华侨革命党人纷纷回国从政，但林义顺却抱其不做官的宗旨，仍埋头于种植业。这一年，他农场中的菠萝产量占全马来亚第一位，菠萝价格再度上升，他获利更丰，所雇佣的工人达数万人，当地的罐头厂赖他供给原料，糖价也看他涨落，他因此成了名扬马来的“菠萝大王”。第三年起，橡胶也到了收割期；财富更是滚滚而来。他乘势创办了“通美”、“通益”公司，从事橡胶加工业及出入口生意，又利用富余资金投资于火砻业、保险业和银行业等，还兼营包工、代理等业务，长袖善舞。到1921年，他已积资数百万，和陈嘉庚同被称为“橡胶大王”。
20世纪初，新加坡三巴旺地区还是一片荒山野岭，经过林义顺、陈嘉庚、林文庆等人的努力开发，建起了一座座的商店、戏院，乡村、城镇林立，现在这里已成为新加坡的卫星市镇。为纪念他开辟三巴旺的功绩，这片地区的许多乡村、道路都以林义顺及其家族的名字来命名，如义顺村、忠邦村，义顺路、蔚华路、峇顺芭、忠国路、忠邦路……就是80年代新建的义顺镇也是得名于他。
1923年，林义顺为大儿子忠国与陈嘉庚的女儿丽好完婚。又将女儿积玉嫁与南洋超级糖王黄仲涵的儿子。接着，次子忠邦也和新加坡富商李俊源的女儿结婚，这样，新马四个显赫的家族互联姻好，富可敌国，盛极一时。
杰出的爱国侨领
随着革命和经济事业的成功，林义顺的声誉鹊起。1921年，他被推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13届会长。早期的中华总商会实际是华侨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他除处理、协调、维护全侨社的利益、领导侨社活动外，还代表华人社会同当地政府和其他团体办理各项交涉事宜。
总商会自成立后，一直由保守的帮会领袖和商人所主持。当辛亥武昌起义成功时，一些新加坡同盟会员就主张联合本派商家争取总商会会长这个席位，林义顺说：“我党此时经济力量未充厚，争之无益，你们拭目以看我于10年内能否得之?”10年后，他的预言果然实现。由于领导有方，受到华侨的拥戴，4年后他再度当选为第15届会长。两任会长期间，他领导华侨革除社会恶习、兴办公益事业、赈济祖国难胞，成绩斐然。
林义顺又是新加坡第一个潮籍华侨的会馆组织－－潮州八邑会馆的主要创建者。创建潮州八邑会馆起初是为了与义安公司交涉潮籍华侨公产问题。义安公司(义安为潮州古郡名)是澄海籍华侨余有进于1830年前后招集在新加坡的揭阳、澄海两县的12姓氏乡人，捐资合组的一个信托慈善机构。发展到后来，公司产业实际已成为新加坡潮侨的共同财产，但一直由余家相沿管理，帐目没有公开。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已显得越来越不合理。1927年12月，林义顺发动、联合各潮侨同乡，请当时义安公司的总理余应忠将公司财产作公开管理。经交涉，余初答应，但因家族中有人反对而中辍。林义顺便于1929年元月假中华总商会召集了八邑潮侨大会。大会决议组织潮侨八邑公产维持会作为与余家交涉的机构，他被选为总理。同年8月，又正式成立了潮州八邑会馆以代替维持会，他又任首届总理，1930年4月，公产问题获和平解决，义安公司订立了公开管理财产的章程，成立了新的董事会，林义顺又任改组后的首届总理。从此，义安公司便与潮州八邑会馆一道前进，其历史绵延至今，在团结、服务侨胞，增进侨情乡谊、兴办各类公益、教育事业方面一直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虽然事成之后，林义顺只任一届便引退让贤，但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功绩，一直被新加坡潮侨所广为颂扬。
林义顺还数任醉花林俱乐部和怡和轩俱乐部的主席。这两个俱乐部是当时新、马华侨社会领导层本身的核心组织和智囊团。特别是怡和轩俱乐部，它囊括了当时新、马最有权势和威望的华侨著名人士，陈嘉庚、胡文虎，林推迁、林文庆等都齐集于它的旗帜下，是一支相当有势力的社会力量，连英殖民当局也不得不对它另眼相看。在林义顺、陈嘉庚等爱国侨领的领导下，这个俱乐部成为支持中国的历次革命、发起抗日救亡运动和其他华侨社会运动的核心。
林义顺十分关心祖国人民的疾苦，他多次发动募捐，赈济受灾的同胞。1918年的天津水灾、1927年的华北七省大旱、1931年百年罕见的长江大水……他都曾募款给予救济。1922年．他得知家乡潮汕八二大风灾的惨讯，更是带头解囊相助，亲任新加坡筹赈潮汕风灾会总理，推动筹款施赈，力图使家乡人民稍纾艰困。
对新加坡的公益和教育事业，林义顺也无不热心赞助。他曾慷慨拨款给新加坡的学校、医院，曾任同济医院主席，莱佛士大学、圣安德烈医院董事。1919年3月21日，他和陈嘉庚创办了新马第一间华文的最高学府－－南洋中学。他捐助开办费l万元，并首任该校的财政。 1920年又任学校的总理。该校每年经费在3000元以上，他都尽力支持。他还捐出三巴旺的一大块地，作为新加坡华人的公墓。
鉴于他的威望和对当地社会的重大贡献，英殖民当局先后授他为议政局局员、乡村局局员、慈善局局员、太平局绅、平粜局局员、英属马来半岛调查鸦片委员会委员、和平审判官、感化院视察员等等。
拳拳赤子心
尽管侨居新加坡，庞大的事业需要他日理万机，但林义顺仍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他多次回国观光，亲眼目睹了人民疾苦，深为痛心。1931年，他遍历西北各省考察，看到大好山河、宝藏满地，却民生凋蔽、哀鸿遍野。他怀着热诚的赤子之心，回南京后便详细拟订了一个开发西北的计划，陈献于南京政府，想为祖国的富强竭尽绵力。未几，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国民党政府在洛阳开了一个所谓的“国难会议”。这时，林义顺正患病静养，但他毅然扶病应邀前往参加。谁知会上当局衮衮诸公高谈阔论，却无任何抗敌卫国的决心表现，他大失所望，只好怏怏回归南洋。进入30年代，因为世界经济危机，林义顺的橡胶业损失惨重，加上眼看外患日迫，国家民族处在危难关头，而他所引以为同志的国民党许多官员却如此昏昧，他忧心如焚，病情加剧，遽尔成疾。1935年8月，华北又告危急，他闻讯伤感过度，咯血不止。然病中仍迭电南京政府，敦促抗日图存。1936年3月，他遵医嘱回国疗养，谁知甫抵上海数日，病情突然恶化，不幸于3月19日逝世，享年58岁。国民政府派代表到沪致祭，拨助治丧费300元，明令褒扬其功绩，并决议将其遗体公葬于南京。新加坡各界华侨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林义顺晚年在新加坡建造了一座别墅，命名“青海别墅”，预备在那里安度晚年时静心撰写回忆录，书名已拟定为《三十三年浮云影》。可惜天不假年，遽尔溘逝，此书也无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