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虎是南洋著名华侨企业家、报业家和慈善家，被称为南洋华侨传奇人物。他从继承父亲在仰光的一家中药店开始，后来在制药方面崭露头角，以虎标万金油等成药致富，号称“万金油大王”。他没有受过高深教育，也不以知识分子自命，却独资创办了十多家中、英文报纸，一度享有“报业巨子”的称号。他发家后，自倡“以大众之财，还诸大众”的宏论，热心于兴办慈善事业和赞助文化教育事业，因而也是有名的“大慈善家”。
    继承传统 创制良药
    胡文虎原籍福建永定县下洋镇中川村，1882年1月16日生于缅甸仰光。父亲胡子钦是侨居缅甸的中医，在仰光开设永安堂中药铺。胡文虎兄弟三人，长兄文龙早年夭折，幼弟名文豹。1892年胡文虎被送回福建老家，接受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胡文豹则留在缅甸受英国教育。四年后，胡文虎重返仰光，随父亲学中医，并协助料理药铺店务。1908年，父亲病故，胡氏兄弟继承父业。胡文虎通晓中文，经常往来香港等地办货。胡文豹通晓英文，留守仰光店面，二人同心协力，业务日趋发达。1909年，胡文虎周游了祖国以及日本、暹罗（即今泰国）等地，考察中西药业。第二年回仰光，着手扩充永安堂虎豹行。南洋气候炎热，日光强烈，人们容易中暑、头晕、疲乏。胡子钦早年行医时，曾用一种国内带去的中成药“玉树神散”（功能清神解暑）给人治病，颇受欢迎。胡文虎根据中西药理，采择中、缅古方，并重金聘请医师、药剂师多人，用科学方法，将“玉树神散”改良成为既能外抹、又能内服、携带方便、价钱便宜的万金油；同时，又吸收中国传统膏丹丸散的优点，研制成八卦丹、头痛粉、止痛散、清快水等成药。不久，“虎标良药”便畅销于缅甸、印度、新加坡、马来亚各地，成为家家必备、老少皆知的药品，胡氏兄弟由此发家致富。
    1923年，由于业务发展，胡文虎将永安堂总行迁到新加坡，留胡文豹主持仰光业务。他在新加坡兴建新药厂，并先后在新加坡、马来亚、香港各地广设分行。1932年，他又把总行从新加坡迁到香港，并在广州、汕头建制药厂，并先后在厦门、福州、上海、天津、桂林、梧州、重庆、昆明、贵阳等城市及澳门、台湾、暹罗（即今泰国）的曼谷，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吧城、泗水、棉兰等地设立分行，市场扩展到中国东南沿海以及西南内地。永安堂“虎标良药”从此畅销于整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大地域，包括中国、印度和东南亚这3个人口最多的市场，销售对象达到全球总人口的半数以上。特别是在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和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以后，当时中国的前方、后方——包括敌占区以及整个东南亚所缺的物资，除武器弹药和食物外，就是药品，即使是一般成药，也是到处奇缺。所以“虎标良药”也就成为市场的抢手货，行销之处无不利市百倍。
    乐善好施 热心教育
     胡文虎自称对政治无兴趣，热心于文化教育和医药慈善事业。他在海外兴学，主要集中在新加坡，最著名的是1935年独资创办新加坡民众义务学校。该校分上午、下午、夜校、女子部等四部，学生1600多名，为当时南洋唯一设备完善的义务学校，惠及广大华侨贫寒子弟。另外就是1938年春，他大力支持新加坡中正中学的创办，并出任该校董事长，为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早在1928年，胡文虎曾任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总理，捐资数万元。对其他学校，如南洋女校、崇正学校、养正学校、静方女校、南华女校以及美以美会女校、圣约瑟实业学校等，也都或捐设备，或助经费。此外，如北马槟榔屿的钟灵中学、马六甲的培风学校以及霹雳、麻坡等地的学校，也得到他的捐助。胡文虎本着“畛域不分，一视同仁”的原则，对各帮所办的华文学校，采取“凡有请求，辄不悛拒”的态度，都酌情加以赞助。胡文虎在国内先后捐助过上海大厦大学、广东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福州福建学院、厦门大学以及广州仲恺农工学校、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门学校、汕头市立第一中学、市立女子中学、私立迥澜中学、海口琼崖中学、厦门大同中学、厦门中学、双十中学、中华中学、群惠中学等院校。在上述院校中，建有诸如“虎豹堂”、“虎豹楼”、“虎豹图书馆”、“虎豹体育馆”、“文虎科学馆”以及“虎豹亭”之类纪念性建筑物。抗日战争前夕，胡文虎还捐350万港币，准备10年内在中国兴建1000所小学，争取每县办一所，以实现在国内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的夙愿。后因战争爆发，学校只建了一部分，但他仍将建校余款200万元港币存入香港中国银行，指定为战后建校之款项，后来全部认购了“抗日救国公债”，计划抗战胜利后兑换成现款，继续兴办小学。可是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通货恶性膨胀，这200万元公债已因货币贬值而变成一堆废纸。加上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局动荡，胡文虎兴办小学的计划完全落空，成为终生憾事。
    胡文虎因发售“虎标良药”致富，所以他兴办慈善事业，也以捐资于医药方面为最多，以创建医院、造福贫病为急务。他创办的医院，以1931年落成的南京中央医院为最著名。该院由胡氏独资捐献国币37.5万元而建成，为宏伟的4层大楼，至今仍矗立于南京中山东路。1933年至1934年，他又先后捐款60万元兴建汕头医院、厦门中山医院、福州福建省立医院（三院各20万元）。其他在国内外独资创办或捐助的医院、麻疯医院、接生院（妇产医院）、安老院（养老院）、孤儿院有40多所。此外，还捐款办了收容流浪儿童的上海儿童教养所、广州儿童新村等等。抗日战争期间，胡文虎曾致函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在抗战胜利后修建县级医院100所，并汇款1000万元（当时估计大县建一所医院需10万元，小县需5万元，共需款1000万元），分别存入当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币值一贬再贬，这笔建造百所医院的巨款最后只剩下几张“金圆券”，因而告吹了。由于胡文虎慷慨捐助慈善事业，1950年，英皇特授予他圣约翰救伤队爵士勋位。香港大学也于1951年初设立“胡文虎妇产科病系奖学金”。他晚年在香港庆寿时，常常施舍食品、日用品，或赠送现金，济助穷苦老人和孤儿。
    胡文虎对体育运动怀有浓厚兴趣，曾出任香港中华体育会名誉会长，鼓吹体育运动，不遗余力。20年代至30年代，他在新加坡多次倡议组织“新加坡中华体育会”、“星州华侨体育总会”，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平时，各地体育团体和各类球队来新加坡参加比赛，他无不热情招待，提供便利。如1928年至1929年，上海暨南大学足球队和复旦大学足球队先后远征海外，他都安顿于其私人别墅下榻，并设宴招待。至于篮球赛、羽毛球公开赛，甚至武术竞赛，他多亲临观看，并赠奖杯、银盾等，以资鼓励。1935年秋，上海举办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胡文虎除赞助2.3万元外，还亲自率领马华选手回国参加竞赛。除了赞助体育团体的建设和活动经费外，他也独资修建体育设施，如新加坡的虎豹游泳场（1931年开幕）、海南岛海口白沙游泳场（1936年开幕）、福州体育场（1936年竣工）等等。对于开展体育运动，胡文虎功不可没。
    广揽人才 创办报纸
    胡文虎一生中，用了很大一部分财力与人力办报纸。他是最著名的星系报业的主人。早在20世纪初，胡文虎便开始他的办报活动。1908年，他在仰光集股合办《仰光日报》。他独资兴办的第一家报纸是1929年1月在新加坡发刊的《星洲日报》。两年之后，他又在广东汕头创办《星华日报》。1935年初，他的第三家报纸《星光日报》在厦门出版。同年底，他在新加坡办的中文晚报《星中晚报》也正式发行。他还筹备在广州创办一份大型报纸《星粤日报》，并开始修建印刷厂，后因华南局势动乱，计划拖延了下来。1938年8月1日，他在香港办的《星岛日报》正式出版，聘请名记者金仲华为总编辑，报纸编排新颖，内容充实，是胡文虎星系报业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份。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在马来亚槟榔屿办的《星槟日报》顺利出版了，唯在缅甸的《星仰日报》和在荷属东印度的《星巴日报》因战争爆发，半途而废。但星系报业已是硕果累累，无疑是胡氏一生事业中的又一辉煌成就。他本人虽只读过几年书，然而能独具慧眼，把握时机，不惜投入很大一部分资金、人力去办报，终于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可谓“适应时势，恰逢其时”。先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恐慌，继之是中国的“九·一八”、“七·七”抗战和第二次大战以及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人人关心战争局势，新闻报道倍受重视，报业也就无不利市三倍。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文虎雄心未泯，东山再起，除了迅速恢复战前已经出版的报纸外，又在福州创刊《星闽日报》，在上海筹办《星沪日报》。此外，还计划在北平、汉口、沈阳和台北设立报馆，并恢复战时被日军拆毁的广州印刷厂，但因当时国内局势动乱，都未能实现。1949年3月，胡文虎在香港创办英文《虎报》（TIGER STANDARD）。第二年，又在泰国创办《星暹日报》，在新加坡也增刊英文《虎报》，甚至购置了专为运送报纸的私人飞机，这在当时的东方世界（包括日本在内）都是一个破天荒的创举。这样，星系报业便成为华侨界独一无二的托拉斯，在舆论上具有较大的影响，胡氏本人也获得“报业巨子”的称号，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胡文虎认为办报与建立学校、创办医院，都是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重要事业。他标榜以商业立场办报，为民众作喉舌。实际上，他办报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便于给虎标药品做广告，扩大他的商业影响。同时，由于办报，有了印刷厂，药品的商标、包装纸、说明书等等都可以自己印刷，又节省了印刷费。因此，他对报馆主编及编辑人员的任用也比较放手，只要能扩大报纸发行量就行。所以星系各报的立场、言论并不统一，同一报纸在不同时期立场、观点也不一样，甚至同一报纸的不同版面的立场、言论也不尽相同，均随主编及各版编辑的政治态度而定。许多著名的进步文化人士，如金仲华、俞颂华、郁达夫等，曾在香港、新加坡星系报馆中任过主编、编辑。著名画家叶浅予、摄影家郎静山等也曾任图画副刊特约记者。星系报纸在抗日战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胡文虎本人也曾自称：“本人除热忱爱护国家，希望祖国富强、华侨地位提高外，对政党政治，素不参与。”
    爱国爱乡 支援抗战
    同海外广大华侨一样，胡文虎对家乡故土怀有深厚的感情，始终关心着祖国的建设。早在30年代，他就出资8万元修筑闽西公路，并投资港币20万元兴办福州自来水公司。1933年蒋光鼐主闽时，致力于地方的改革与建设，组织“福建省建设委员会”，胡文虎应聘为该委员会委员，在医药卫生方面积极提供意见，并在《星州日报》发行“新福建”专刊，借以推动福建省建设计划的实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海外华侨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出钱出力，从各方面声援祖国。胡文虎首捐2.5万元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浴血奋战。海外华侨深受鼓舞，胡文虎闻讯后，立即从银行电汇国币一万元给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前线救伤之用。2月下旬，又电汇一万元直接给十九路军的蔡廷锴，并捐赠大批“虎标良药”和其他药品。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胡文虎除捐助大批药品、物资外，又出钱组织华侨救护队，直接回国参加抢救伤兵工作。他及时将储存在香港永安堂的一批价值8000多元的纱布急运上海，支援宋庆龄、何香凝组织的抗日救护队。另外，又先后捐赠救护车多辆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福建省政府。他先后义捐（包括认购“抗日救国公债”）总数超过300万元。
    抗战胜利后，为了建设家乡，胡文虎于1946年秋在新加坡发起组织“福建经济建设服务有限公司”，亲自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准备经营金融、交通、工业、矿产以及茶叶、水果等土特产。该公司总资本初步定为国币300亿元，计划在东南亚募股200亿元，在国内募股100亿元，他自己率先承担10亿元。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胡文虎的回国投资活动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侨胞的爱国热情受到严重打击，整个投资建设计划终告失败。
    抗日战争期间，胡文虎被选为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华侨代表。1941年秋，他到重庆出席参政会议，受到蒋介石接见。返回香港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胡文虎被软禁了3天，获释后仍留在香港。
    广东解放后，胡文虎曾两次以私人名义给广州市长叶剑英写信，表示愿意为广州儿童教养院捐港币13万元，修建礼堂一座；为贫困同胞捐救济米2万斤；并认购折实胜利公债2万份。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本人除热忱爱护国家，希望祖国富强、华侨地位提高外，对于政党政治，素不参与，凡能掌握政权，增进人民幸福者，俱为本人所愿竭诚拥护。”表示对新政权的拥护。
    胡氏在东南亚的事业，从60年代起便大为衰落，股权大部分已转入他人之手。目前硕果仅存的是知名的香港万金油产业的女继承人胡仙，她是星岛报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主席，还担任过“国际新闻协会”首任亚洲人主席。《星岛日报》行销世界各地，在檀香山、纽约、温哥华、伦敦、悉尼等地都有卫星传真影印的《星岛日报》国际版。
    1984年5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宣布将胡文虎在福建的遗产归还给胡氏家属。胡仙将中川虎豹别墅修葺一新，捐献给政府作胡文虎纪念馆。1994年9月18日，她专程回乡参加了胡文虎纪念馆开馆暨胡文虎基金会成立庆典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