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先生在难中》
            　　《潘先生在难中》历来被称为最能代表叶圣陶短篇小说创作成就的作品。
            　　叶圣陶早在1914年就开始用文言文写小说。“五四”时期，他开始用白话创作小说。从1919年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的小说创作进入了高潮期，创作有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集》等，1928年发表了被茅盾誉为“扛鼎之作”的长篇小说《倪焕之》。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大部分是写教育问题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而其中写得最好的，是他所熟悉的学校生活，代表作有《潘先生在难中》、《饭》、《校长》等。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叶圣陶的作品在广泛表现社会现实方面有了新的突破，有的作品开始摄取与时代斗争直接有关的重大题材，如小说《夜》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血腥罪行，表现了中国民众的觉醒。30年代，叶圣陶继续创作了不少揭露黑暗现实的作品，如《一篇宣言》等。
            　　叶圣陶是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冷静观察，客观地描写，是他的小说特有的风格。他的短篇小说大多具有结构严谨、布局讲究、结尾含蓄等特点。
            　　《潘先生在难中》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潘先生的形象。
            　　潘先生是小镇上的一个教员，他的灵魂是灰色的。他没有锐气、没有理想、安于现状、满足于既得利益，是个苟且偷生、逆来顺受的市民式的知识分子。在军阀混战的年月，逃难是人们常遇到的事。作品截取了潘先生在逃难中的三个片断来写人物。
            　　第一个片断，写的是战争要来时，潘先生带领儿女逃离小镇，奔往上海的情形。在军阀混战中，潘先生丝毫不顾及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疾苦，满脑子只是个人的得失和自家的安危。当他所住的让里地区受到战争威胁时，他张惶失措，丢下学校不管，带着一家人仓惶逃到了上海。在上海，他把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租界”看成是保护他们一家的“圣地”和“乐园”。在租界地的旅馆里，他不顾“刺鼻的油腥味”和“阵阵的尿臭”，竟自我陶醉地喝起了酒，吟起了诗。作品通过展示潘先生逃难前的慌乱，逃难中的狼狈，以及逃到租界后的庆幸等行为，生动地将潘先生遇事惊慌、自私、苟安等小市民式知识分子心态真实地表现了出来。
            　　第二个片断，写潘先生独自回到小镇的情形。到了上海的第二天早上，潘先生一想到自己不辞而别，若是上司追究起来，就会丢掉学校里的职位。考虑到这些，他又不顾夫人的劝阻，急急忙忙地回到了让里。为了“抢头功”，获得上司的“赏识”，他积极筹办开学之事。可正当他发出开学通知书之时，战火再起，铁路不通了，学生们也大多随家长避难去了，潘先生的一场忙碌成了“镜中花”。为了“保家”、“活命”，他跑到红十字会办事处去申请入会，还给全家领了红十字会徽章。这一部分，作者通过写潘先生为了保住饭碗、讨得上司赏识，不顾安危回到让里以及战火逼近时，他又急着入红十字会等情节，表现出了潘先生习惯看上司眼色行事、懦弱、虚伪的性格特征。
            　　第三个片断，先写潘先生听到正安失守的消息后，仓惶逃入洋人的“红房子”里避难，后写战事停止后，潘先生为欢迎杜统帅而写颂辞。在这部分中，作品通过写潘先生仓惶躲难以及他明明看到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为了一己的生存，竟不惜充当军阀的吹鼓手等情节，进一步表现了潘先生胆小怕事、苟且偷安、麻木、缺少正义感的奴性心理。
            　　潘先生的形象在当时是很富有时代特征的。作品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人物，批判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处世态度和性格弱点。同时也通过潘先生在难中的经历，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对人物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作细致具体的描摹，使人物灵魂真实地暴露出来，是这篇小说最主要的艺术特征。
            　　这篇小说没有离奇的故事情节，写人物也很少表现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正面冲突，而是抓住最能表现人物灵魂的一些细微的内心活动，来展示人物性格。比如作品第二部分，写潘先生冒着风险返乡后，忙去探听“局长究竟有没有照常开学的意思”；当消息得到证实，并且同时还得知局长要裁员时，作品这样写人物的内心：“‘潘先生听了，仿佛觉得一凛；但又赞赏自己有主意，决定从上海回来到底是不错的。”这段描写，先写出了人物听到局长要裁人的惊异，继而又写出了人物为自己冒险回乡，选择对了投机机会而产生的庆幸和沾沾自喜。这些心理描写，把小人物患得患失的卑怯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接着，作品写了潘先生为了讨好上司忙着积极筹备开学之事，可没想到战事紧了，“铁路真个不通了”，这一来他的积极表现不仅是徒劳一场，而且连老婆孩子也不知道要抛到外面多长时间。这时作品又写人物心理：“他心头突然一沉，似乎觉得最亲热的一妻两儿忽地乘风飘去，飘得很远，几乎至于渺茫。”这些笔墨把人物因徒劳一场而沮丧，以及忧虑一家人安危的心情都细致地表现了出来。后来，局势更紧张了，在保职、升官与保命的抉择中，潘先生终于选择了后者；乞求红十字会的庇护。作品写他到红十字会讨旗子和徽章一段也十分精彩。在接到红十字会的“旗子和徽章”时，他“像捧着救命的神符，”心头升起“一种神秘的快慰”。接着，这位一心只想自己和自己一家人的小人物，又以“学校还有个侧门，也得张一面旗”，“徽章这东西太小巧，恐怕偶尔遗失了”为理由，又向办事处的职员多讨了一面旗子和几个徽章。然而，这一切讨到后，人们发现“学校的侧门上并没有旗，原来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门上去了”，多讨的红十字徽章，一个是为妻子的，另外两个是为儿子的。这些描写将人物替自己盘算的精细、周密，以及占了便宜便得意的市侩心态都清晰地揭示了出来。
            　　为了更真实准确地表现人物，作者还非常善于抓住最能表现人物心理的一些神态来进行描写。如写潘先生两次喊黄包车的情形，就非常准确地写出了人物在不同情况下的内心。第一次喊黄包车，是潘先生一家人经历了逃难失散之后，他的声色是“威严”的，嗓门极“入调”，而且还附以傲慢的手势，他“伸出两个指头扬着说：只消两辆!两辆!这神态把人物“从毁灭和危难的当中捡回性命”的快慰及自鸣得意写了出来。第二次喊黄包车是在听说战火逼近了，这时他惊惶失措，“心头突地乱跳”，见到车后连连喊：“车!车!”这前后两次同是叫车，但显然，前者踞傲、做作，后者惊恐、失态。作品通过对人物在不同情形下不同神态的描写，准确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