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今墨（1881-1969），浙江萧山人，原名毓黔，字奖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他13岁时从其舅父，河南安阳的李可亭先生学医，又因政治不定，进入京师法政学堂，接受革命理论。后来追随黄兴先生，并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来渐感时世虽异，许多官员仍不改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僚作风，便对革命大为失望，慨叹不已。既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便从此弃政从医。

施今墨先生认为，西医学并非一无是处，而许多西医的仪器设备还有助于诊断明确，所以并不排斥西医。但他认为，西医在治疗方法上不如中医多样有效，故始终坚持中医的辨证论治。他疗效卓著，名声大噪。他说：“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

施今墨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其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他擅用大方，药品的搭配极有法度，与一般医生之随意堆砌药物，断不可同日而语。中医遣方用药，每药的使用，都必须与其他药物相互为用，七情和合。因此，药味越多，就越容易出现不和、不当的搭配，影响全方的整体性和治疗效果。然而施老用药，常见二、三十味之多，但即使药味再多，也配合得体，法度严谨，毫无繁琐冗赘之感，反倒彰显其华贵大方，非常人能及之气度，其处方之华美常令中医药界的行家矢口赞叹。他还十分善于将《伤寒》、《金匮》的方剂参合应用，可以说对于经方的使用已然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这也是他学识渊博、辨证翔实的见证。

施老十分擅用“对药”，所谓对药，就是在二、三味药组合使用时，有些药物搭配起来使用，可以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功效。他创制了许多对药的使用方法，对于中药的药性药理极有研究。大量对药的使用，更加突显了其方的华贵之气，是医学殿堂中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他不仅善用大方，其使用单方、小方也得心应手，效如桴鼓。他在治学方面极为严谨，认为：“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以致误。”另外，施今墨在处方上的风格，后人十分难以模仿，“其有厌学而图其便者，略习其大方以求相似，鲜有成功者。”因其方大而不乱，繁而不杂，因此，没有足够的理论储备和深厚的医学功底，徒然模仿他的处方风格，必不得其要领，漏洞百出，不仅令人耻笑，疗效上亦无建树，绝难成功。

在学术上，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气血为人身的物质基础，实属重要，因此，提出了“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的理论，这是对八纲辩证法的又一发展。在治疗外感温热病上，他提出凡内有蕴热，便易招致外邪，表证不可只知发汗，还应注意“清里热”，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创立了“七解三清”、“五解五清”、“三解七清”等法，使用得当，便效果极佳。

1932年，他创办华北国医学院，课程设置以中医为主，兼设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到解放前为止，已培养了500多名优秀中医人才，皆为后一辈的骨干力量。国民党废止中医案事件发生后，施老奔走于南北，联合同道，在南京组织请愿，登报呼吁，引起了民众的呼吁，终使国民党政府撤消此案。

施老在中医学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他为人严谨、谦恭，授徒严格、认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尊重西医，接纳新知，是近代中医的领袖人物之一。

施今墨先生生平主要活动简表

1881年3月28日生于贵州，原名施毓黔，祖籍浙江省萧山市坎山镇施家台门。

1902年随父到山西，入山西大学堂读书。后因参与反对校长之学运而遭开除。

1903年就读于山西法政学堂。

1906年山西法政学堂毕业，保送京师法政学堂。并开始业医。

1912年以山西代表身份到南京参加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后留在陆军部帮助黄兴制定陆军军法。

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重期间，曾延请施今墨诊病。

1929年汪精卫提出《取缔中医案》，施今墨等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联合各省中医到南京请愿，获胜。

1930年应邀赴陕西为杨虎城将军治病，药到病 除，当时报纸传为佳话。何香凝、溥仪、 载涛、李宗仁、郭德洁都多次延请看病。 与萧龙友、孔伯华等名医创办北平国医学院，任副院长。

1932年中央国医馆成立，任副馆长。与魏建宏、 刘肇甑，陈公素等人创立华北国医学院并任院长。

1940年《祝选施今墨医案》一书出版。

1966年 "文革"开始，受迫害。后得周恩来保护。

l969年春病危，口述关于中医工作的建议，呈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8月22 日 病逝于北京，遗嘱火化并捐献遗体作医学解剖。

1971年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后在万安公墓修建衣冠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