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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朱荣，北魏末年权奸，北秀容（今山西忻县）人。早年，他袭父爵做契胡部第一领民酋长，是很有地位的部落贵族。正光年间，农民起义成燎原之势，于是他趁机散家财“招合义勇，给其衣马”，组织起一支四千人的骑兵队伍。短短几年，他的力量发展很快，北魏统治者深感不安，只好饮鸩止渴，对尔朱荣加官晋爵以示笼络，先后擢为游击将军、冠军将军、平北将军、北道都督，后来加升大都督，统领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诸军事。

他搴大旗的目的是夺取朝中大权，所以他一直破家财苦心经营自己的势力。但这并不是件容易事，他在洛阳没有什么威望，洛中人士是不会顺从的。怎么办呢？他想借用自己骑兵队伍的屠刀。

尔朱荣一入洛阳就杀机毕露地对慕容绍宗说：“洛中人士繁盛，骄侈成俗，不加芟翦，终难制驭。”计划尽杀朝中百官。他的这个亲信也感觉太残忍，竭力劝阻：“今无辜歼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长策也。”尔朱荣不听劝告，首先“沉胡太后及幼主于河”，然后以“祭天”为幌子，诱骗王公百官二千多人至河阴（今河南孟津县），以铁骑包围，一阵刀箭，二千多个手无寸铁的人死于非命。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史称“河阴之变”。

洛阳经孝文帝迁都以来数十年的发展，已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河阴变后，繁华热闹的洛阳城顿时呈现出一片恐怖凄凉景象：“京邑士子，十无一存，率皆逃窜，无敢出者，直卫空虚，官守废旷。”原朝廷官大多死于河阴，尔来荣完全用自己的亲信拼凑朝中官员。在这个新的统治集团中，他享有绝对权威，北魏政权名义上挂元氏旗号，实为尔朱氏天下。

他一直想取代元氏而拥有天下，但最终未能登上皇帝宝座，什么缘故呢？这一方面是迫于当时洛阳形势的压力。河阴大屠杀后，“洛中士民草草，人怀疑虑”，“富者弃宅，贫者襁负，率皆逃窜，什不存一二。”为了缓合这种紧张局势，尔朱荣还必须搬出元氏皇帝以安定洛阳人心。另一方面是他慑于天命。当时北方少数族择立君主有一个传统的习惯：为将要立为君主的人铸铜像以请示天意，铜像铸成，说明此人受命于天，可立为君；铜像铸不成，则此人不得为君。尔朱荣身为文化落后的契胡部落酋长，深受这套君权神授思想的束缚。河阴之变后，他先后为自己四铸铜像，均未成。他又让自己最信任的阴阳术士占卜吉凶，所得占辞是“今时人事未可。”铸铜像屡不成，占卜也不吉利，急于做皇帝的尔朱荣见天意如此，深感茫然，直至“精神恍惚，不自支持”。称帝事只好作罢。

他虽未称帝，但实权还操在他手里，他仍随心所欲地攫取政治、经济权利，元氏皇帝成了聋子的耳朵。在大将军、尚书令的基础上，加封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孝庄帝建义元年（公元528年）八月，尔朱荣镇压了葛荣领导的河北人民起义，以“功”受封为大丞相、大师，其太原王国封邑由二万户增加到十万户。第二年，又受封天柱大将军，封邑一下又增至二十万户。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尔朱荣得势，其兄弟子侄先后有十几人取得高官显爵。长子尔朱菩提立为太原王世子，任职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次子尔朱义罗封为梁郡王，侄尔朱兆受封颍川郡开国公，任职汾州刺史等。此外，他还安插一大批亲戚心腹担任朝廷和地方重要职务。元天穆是他的得力助手，受封上党王，任职侍中、录尚书事。樊子鸽，受封南阳郡开国公，任职左光禄大夫、兼尚书右仆射。樊子鸽尤为尔朱荣赏识：“时尔朱荣在晋阳，京师之事，子鸽颇预委寄，故在台阁，征官不解”。

有了这样牢固的基础，尔朱荣遂坐镇晋阳，遥控朝廷。当时如果谁想做官，只要设法在晋阳打通尔朱荣的关节，无不遂愿。有一次，尔朱荣指定一个人选要朝廷任命为县令，吏部认为不合适，想更换一下，尔朱荣知道后大怒，派人赶走支部委派的县令，让他指定的人走马上任。尔朱荣威权如此之重，洛阳朝中上自孝庄帝，下至王公百官无不畏惧。他在晋阳，不断派人往来联络，每次尔朱荣的人到洛阳，即使身份微贱，“朝贵见之莫不倾靡。”

尔朱荣成长于落后的畜牧部落，野蛮残暴，而且喜怒无常，杀人不眨眼。他只要感到谁不顺眼，即行忍害，左右亲近的人侍之如伴虎，“但有死忧”。他不分冬夏强迫士兵设围打猎，围猎时如果有一个野兽跑出包围圈，就要处死数人。有一次，他为了自己取乐，命令士兵空手活捉老虎并不得伤害，结果好几个士兵惨死虎口，他却为得到活老虎而大喜。

受其影响，他的坐镇徐州的弟弟尔朱仲远，在东南一带作恶多端，杀人如麻。为抗取不义之财，对大宗宫族常常诬之以谋反的罪名横加残害，“没其家口，簿籍财物，皆以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胜数”。徐州百姓和地方官对他恨人骨髓，”比之豺狼，特为息苦”。这伙人横行不法，鱼肉百姓，扰乱朝政，使北方社会更加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