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万历皇帝特别热中于钱财的积累，是历史上有名的唯利是图的皇帝。万历年间皇宫一连发生几次火灾，迫切需要大兴土木、重建宫室。再加上皇室挥霍无度及由边境吃紧而导致的军费不断增加，国库入不敷出的局面越来越严重。为了积聚尽可能多的钱财，万历皇帝到处搜括，并借用宦官“开发”了许多赚钱的门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许多地区的经济都非常繁荣，万历皇帝派遣大批矿监税使到各地明火执仗地掠夺财富，由此，宦官在经济领域内横行肆虐，给社会各阶层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派往各地的宦官通常采取如下手段控制国家经济命脉：

其一，干预税务征管。明初就曾设个别的宦官核实税务，到万历时宦官们已控制了各地的税务机关。宦官们用增税、滥税的方式大肆搜括银两，在沿江、沿河、道路桥梁处都设置了重重关卡收税，而且多多益善。多如牛毛的税收使商家已无利可图，商家纷纷停产，经济几乎陷入停滞。

其二，宦官督查矿业开采。明中期后，矿冶采炼业需求增多，获利甚丰。万历年间全国的矿厂几乎都由宦官控制。宦官们及其随从出任矿使后往往与地方地痞无赖相勾结，在地方上欺压官民、掠夺富户、为非作歹。并把掠夺的巨额税额私自截留，中饱私囊。有人统计，万历二十年到三十三年，矿使向国库上缴银两三百万两，私自截留所得八九倍于上缴之数。矿监肆无忌惮地盘剥，经常激起正直官吏、倾家荡产的富户及无以为业的贫民的变乱。

其三，宦官控制了国家的岁办、采办、皇店。岁办指各地每年上贡的土特产。采办是根据皇室需要向地方征纳、采购和督造的物品。宦官们担任岁办、采办的督造之职，对业主们百般刁难。如江西景德镇的陶瓷户、苏州的织户，都因为宦官的勒索而无利可图，进而关门歇业。孙隆督造浙江，数年内即盘剥机户数百万。皇店是皇家开的由宦官经营的商店，其收入归内库。宦官们把皇店作为自己发财的途径。他们以经营皇店为名，开设私店牟取暴利。这种依仗国家势力进行的垄断性经营，对民间的商业活动危害更大。

其四，宦官经营仓储。明代仓储有中央和地方两种。宦官们逐渐控制了对仓储的管理，并巧立名目。如规定商人交物品时需要包装物品，以防物料损坏。宦官们提高包装物品的费用，有时商人支付的包装费超过物料的价值。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瀚曾上书揭发：“商人每年纳钱粮，都苦于宦官收取的铺垫，有许多富余之家，竟因铺垫而破产，因不堪其苦而投河悬梁者，也不在少数。”贪污仓料也是宦官们敛财的重要手段。

横行各地的矿监税使中，最为骄横的要数陈增、马堂、陈奉、高淮、孙隆等数人。陈增是万历年间的宦官，后被派往山东任采矿使，为皇帝筹集营建宫殿之资。陈增到山东后即插手地方事务，并与福山知县韦国贤发生矛盾。陈增诬告韦知县阻挠开矿，将其逮问削职。山东参政万象春仅为韦国贤辩护了几句，竟也被停发薪俸。陈增随即在山东大规模地强行采矿，随意抽取壮丁凿山开矿，致使多人死在矿中。陈增将少量所得递送朝廷，而将大部分归入自己私囊。一些官员对陈增的做法不满，纷纷上书揭发。结果陈增未受惩治，揭发的官员反而皆受到惩处。

与陈增出任矿监的同时，宦官马堂也在山东征收店税，并采取了公开持械抢劫的方式，反抗者以抗旨惩办，致使中产之家多半破产。马堂每年在山东抽税十五六万两，自己私吞一半以上。当时有人统计，马堂在山东的七年时间，所吞食的税银及搜括民财共计达到了一百三十多万两。对此，陈增十分眼红，急忙上书皇帝，请求兼管山东的店税。得到万历皇帝批准后，陈增将掠夺之手也伸向经济较为发达的临清，并因争设税卡而与马堂发生矛盾。后来虽经调解，两人还是争相设卡，重叠征税。一些穷乡僻壤没有店铺，集市上卖的柴米油盐都要交税，山东官民深受其害，陈增和马堂却发了横财。

陈奉是万历年间最骄横的矿税使之一。他本是御马监的奉御，于万历二十七年被派往荆州征收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他一人兼领数职，权重势大，十分骄横，每到一地都劫掠行商，欺压官民，所求稍有不遂，官吏即遭鞭笞。其党羽爪牙则直入民宅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富家大户被迫倾家行贿所在多有。更有甚者，陈奉在荆州地区挖坟掘墓，丧尽天良。陈奉的行径多次激起民变，但由于万历皇帝热中于敛财，一再支持陈奉，弹压地方官民。陈奉所到之处，鸡飞狗跳，民不聊生。对于反抗的百姓，动用兵力血腥镇压，反对的官吏也多遭迫害。陈奉从武昌回京时，运载财宝的舟车数里不绝。为防止老百姓抢夺，只得动用了大量官兵护送。

高淮本是市井无赖，后自阉入宫，任尚膳监监丞。当万历派遣矿监税使之时，高淮看到这是发财的好机会，便重贿宫中权臣，出任辽东矿税使。高淮到辽东后，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及游手好闲之徒纷纷投其门下充当税使。他们或公开抢掠，或敲诈勒索，罄人之产，淫人之妇，辽东人民如蹈汤火。对于那些胆敢反抗的商民，不论老少，均捉拿到天王寺，施以酷刑。有的被捆住双脚悬在井中，称“悬头系井”；有的被倒立吊在树上，称“抽脚朝天”；有的被拦腰束住吊在柱子上，称“腰束吕公绦”；有的被置在下有烈火的铁皮上，称“烘焚暖炕”，至于拳打脚踢、鞭腹笞背，更属家常便饭。高淮还将辽阳的富户登记在册，逐一敲诈，多者数千两，少者数百两，最少的也需数十两。富商张柱因其子忤逆不孝而送交官府。此事被高淮闻知后，强行夺走了张柱的儿子，并借此向他勒索，陆续索银达四万余两方才罢手。

孙隆是万历年间的苏州织造太监并兼管苏州税务。苏州是明代著名的工商业重镇，经济非常发达，孙隆在苏州各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向商贩征收重税，以至于行商小贩不敢转运，税源日渐稀少。孙隆见状，又强行向机户征收高额税金。规定每张机纳银三钱，产纱一匹纳银二分，产缎一匹纳银五分。许多机户被迫关门歇业，不少人饿死。苏州的上万市民们被迫走上街头，在机户葛贤的率领下，喊着“赶走孙隆，杀死税棍”的口号进行反抗，并打死孙隆的爪牙。孙隆见势不妙，吓得跳墙逃往杭州。面对群情激愤的局面，作为矿监、税监的后台，万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此事出于公愤。率众反抗的葛贤，后来被苏州人尊称为“葛将军”。经过这一事件，孙隆虽未遭到惩处，却也威风尽失，后来竟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