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纯才1905年生于湖北省大冶县。20世纪20年代中期，先后就读于南方大学、国民大学和光华大学教育系。1931年开始科普创作。1937年参加革命，同年到达延安从事革命教育工作。1949年后一直做教育领导工作，曾长期担任国家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董纯才一生从事教育和科普创作与研究，直至1990年5月22日，以85岁高龄去世时止，一直笔耕不辍，著述甚丰。

在中国现代科普工作的发展历程中，在中国科普界，董纯才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30年代，追随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参加组织科学下嫁运动，不但是一位教育家，而且是中国科普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董纯才创作200多万字的科普作品，又最早把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伊林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我国最杰出的第一代科普作家之一；董纯才很早就倡导创作有中国特色的科普作品，明确指出要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是我国科普理论探索的一位先行者。

1931年，陶行知开展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科普活动，这就是著名的"科学下嫁运动"。在筹备期间，陶行知特地把董纯才招至麾下，一同筹划。经过短时间的准备，成立了自然科学园，科学下嫁运动正式启动。自然科学园开办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编写出版发行100种《儿童科学丝书》，开展儿童科普工作。董纯才当年撰写了《苍蝇与瘟疫》、《水族相养器》、《螳螂生活观察》、《鸟类迎宾馆》、《蚯蚓》等6册。第二年，即1932年，科学下嫁运动的规模和影响逐渐增大。这一年董纯才接着撰写了儿童科学丛书10册。在以后的几年中，董纯才在编写农民知识课本的同时，还创作了《动物大观》、《植物大观》、《科学新知》、《自然研究》等儿童科普读物几十种。

1932年，在陶行知的倡议下，用陶行知、董纯才等几个人的稿费创办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这是一种函授性质的科普学校，其招生对象主要是少年儿童，其次是小学教师。这一年，高士其也加入了自然科学园的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积极进行科普创作。通讯学校的讲义靠自编。董纯才负责生理卫生知识讲义的编写，完成《儿童生物活页指导》3期。

20世纪30年代初期，科学下嫁运动在中国的出现，当然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同时也得有一定的条件。首先是有陶行知这样一个伟大的旗手在倡导和主持，这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有史量才那样的支持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开明企业家的赞助；同时，又有董纯才、丁柱中、高士其等一批有志于科学普及事业的青年科技人才的参与。当时，董纯才为科学下嫁运动的开展所做出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最早翻译伊林作品的中国人

伊林是一位世界级的科普作家，他凭借他那不可多得的才能，把奥妙复杂的事物简单明白地讲出来；他善于运用文艺的形式，散文的笔法，生动有趣的故事，形象具体的描写，来引人入胜地讲解科学。他的作品《几点钟》、《不夜天》、《白纸黑字》、《十万个为什么》、《人和山》和《五年计划的故事》，经董纯才翻译，受到我国读者的欢迎，多次再版。

董纯才的译作，不但达到信达雅，而且在这些作品的中国化方面匠心独运，成效显著。直到解放后，这6本书还多次再版。

除此之外，董纯才还翻译了英国的图文并茂的科普读物《动物世界奇观》、《鸟类的胜利》及法布尔的《科学的故事》等多种科普作品。

早期从事科普创作的中国人

董纯才和高士其分别于1937年和1938年先后到达延安。在延安，董纯才从事党的教育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开展的科学大众化运动中，他还结合当时抗战斗争的需要，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科普作品。 他用说明文和记事文的体裁，在内容上注意科学常识的普及。在董纯才刚刚开始进行科普创作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走出校门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在陶行知的培养和熏陶下，特别是在他接触并翻译了伊林的科普作品和阅读了法布尔的名著《昆虫记》以后，受到了伊林、法布尔作品的很大影响，他从模仿到创新，科普创作的手法日趋成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用文艺手法、故事体裁进行科普创作。董纯才创作了大量的优秀科普作品，比较著名的，20世纪30年代有《麝牛抗敌记》、《凤蝶外传》、《狐狸的敌事》等，40年代有《马兰纸》、《一碗生水的故事》、《人和鼠疫的战争》等，其代表作是《凤蝶外传》和《马兰纸》。董纯才通过一系列创作得出了一个结论：科学文艺作品是科学的内容和文艺的形式的结合，它是最受群众欢迎的科普读物。为了使科普创作收到应有效果，使群众喜爱阅读，应该提倡多写科学文艺作品。写科学文艺作品，在科学知识方面，不仅要掌握书本的理性知识，而且还应具有丰富的感性知识，即实地观察自然现象或作科学实验，这样就可以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

《凤蝶外传》写于1937年。作品用生动细腻、娓娓动听的文笔，勾画出凤蝶的一生。文章一开头描写的是凤蝶产卵的过程。文章描写得那样真实生动、细致入微，没有深入、周密的观察，几乎是不可能写出来的。董纯才先生先从书本上了解到凤蝶的知识，又花了几乎一年的时间，对凤蝶的生活进行观察，才写出了如此优秀的科普作品。董纯才科普创作态度的严谨，生活积累之刻苦认真，由此可见一斑。

《马兰纸》创作于抗战时延安大生产运动之中。当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给边区的经济和军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边区军民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延安纸张缺乏，边区人民就利用当地大量野生的马兰草造纸，获得成功。《马兰纸》写的就是马兰草造纸的故事。文章以散文的笔触，饱含深情地赞颂了马兰草在恶劣环境中顽强抗争的不屈不挠的品格，隐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怕敌人和顽固分子封锁、不怕日寇疯狂肆虐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前头的铺垫已经牢牢地抓住了读者，读者自然要关心马兰草到底能不能造纸，能不能解决边区的纸张困难。作者接下来用层层剥笋的手法，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怎样做试验，怎样造出纸来。最后回答了读者一直想知道的答案："由于敌人和顽固分子封锁造成的边区纸荒问题，从此就迎刃而解了。"

董纯才在延安时创作的《马兰纸》等科学小品，受到边区干部群众的喜爱，得到毛泽东主席的好评。

最早提出宣传科学精神的中国人

董纯才不仅是一位成果卓著的科普作家，而且是一位不断追求、不断探索的科普理论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科学大众化运动时期，董纯才为了推动边区科普创作的繁荣发展，撰写了题为《谈科学大众化》的科普论文。70年代末，他担任了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的第一任理事长，又发表了《为进一步繁荣科普创作而努力》、《从模仿到创作》、《关于科普创作的谈话》、《用文艺形式来普及科学知识》、《创作有中国特色的科普作品》等一系列重要言论和文章。董纯才对科普创作的方向、内容、对象研究、指导思想、特点和要求、技巧、队伍培养和外部条件支持等，都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有十分精辟的独到的见地。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宣传科学精神的问题（1983）、提倡创作有中国特色的科普作品的问题（1984），运用文艺形式采写通俗科学读物的问题（1942、1981、1983）等几个方面。

1983年6月8日在中国科普作协举办的现实题材科学文艺征文颁奖大会上董纯才提出，把宣传科学精神列入科普内容。他指出：“科学文艺是科学和文学结合的产物，是科普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用文艺的形式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宣传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多年的实践和这次征文活动，都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于在科普中宣传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问题，高士其等科普作家早已提出，但明确地把科学精神包括在科普内容之内的提法，董纯才在我国是最早的，虽然其他一些科普作家在其科普论述中也曾涉及到宣传科学精神的问题，但没有如此明确提出过在科普中要普及宣传“四科”。

董纯才在1984年1月19日的中国科普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倡创作有中国特色的科普作品。这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提出的对科普创作的要求。董纯才在提出这一号召时，明确指出：一要写我国自己的科学技术的成就，从我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创造到现代的科学技术成就，都可以写；二是用民族的形式写作，这不仅是指用本民族的语言，更重要的是用我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文学体裁来创作。坚持中国特色，早是董老的一贯主张，早在1942年《谈科学大众化》一文中他就提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创作要求。

运用文艺形式来写通俗科学读物的问题，是董纯才和高士其以及苏联的伊林等许多科普作家一贯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其中，董纯才的有关论述很多，他写于1942年的《谈科学大众化》一文，除系统地论述了科普创作所必须解决的若干问题（如：科学大众化的意义；讲什么问题；写作通俗科学读物的指导思想问题；写作的技巧等问题）外，还着重就科普创作应走什么样的路子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提出“学会用文艺形式，采写通俗科学读物”的主张。他强调，“要使科学平易近人，能为大众所接受，能消化，就一定要适合大众的需要和胃口”；“就要像高士其、伊林、法布尔等用故事体裁，讲述科学知识”；“一定要用群众易懂的通俗语言，生动的群众语言，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这就要求作者要有丰富的科学知识，有文学修养，那就不难把科学和文学结合起来，创作出科学文艺作品”。

1979年，董老担任中国科普作协领导后，反复强调科普创作中科学和文学的相合的必要性。他说：“科学的内容与文艺的形式相结合，它是最受群众欢迎的科普读物。”1981年在《模仿与创作》一文中董老写道：“为了使科普读物收到应有的效果，使群众喜爱阅读，我们应提倡多写科学文艺作品。写科学文艺读物，一是要有渊博的科学知识，二是要有文学的修养，要把科学和文艺相结合起来。”

关于如何写好科学文艺作品，董纯才有过一系列的论述。他强调要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指导写作，要注意学习和借鉴，科普作家要深入生活。他曾说：“搞一个课题，写一部作品，要花时间。首先是掌握大量资料，要学很多知识，慢慢积累资料。但单靠资料还不行，还要调研，向工人、农民特别是专家请教。要有生活，要到现场去观察，舍得花时间。”他的这些教导，直到今天，对于科普创作中那种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行为，仍然是一种很好的警示。

今天我们重温老一辈的优秀科普作品，无论从是内容还是形式上，仍能感受到其中的科学魅力，得到艺术的享受。

（本文部分内容引用《科普研究》2003.1中袁清林教授的“董纯才科普创作的实践和理论”一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