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翰青，化学家，化学史家，1905年9月7日生于江苏南通。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后赴美国深造，1932年获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后任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及化工系主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北大著名的“三大民主教授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相继任科普局局长、商务印书馆总编辑、中科院西北分院秘书长、科技情报所代理所长等职。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曾在美国从事立体有机化学研究，发现联苯衍生物的变旋作用，获美国Sigmaxi自然科学荣誉学会会员称号，获得荷兰科学家范霍夫奖。

袁翰青院士是中国科普事业的开拓者，作为我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和化学史家，袁翰青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为中国科普事业的发展所做的努力更加值得记载和研究，晚年，他把自己最后的生命之光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科普事业。作为科学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开拓者，他的名字将永远留传在中国科学史中，也将永远载入中国科普史中。

创立甘肃科学教育馆

1929年，袁翰青从清华毕业后，被公派到美国留学，从师伊利诺伊大学著名化学家亚当斯，并于193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助理员。在此期间，他潜心科学研究，成就了在立体化学方面的辉煌。1932年，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教育部令南京中央大学等5校开设国防讲座。应南大校长罗加伦之邀，1933年，他毅然回国，在中央大学任化学系教授，从事科研和教学。1940年11月，他又奉命调往西北兰州，负责创建甘肃科学教育馆。从此，他开始了长达6年的科学普及工作。到了甘肃科学教育馆以后，袁翰青把建馆宗旨确定为普及民众科学教育。到任后，他主要做了4件事：设立科学陈列厅、放映科技知识电影、举办通俗科学讲演、进行学术巡回教育。

天文工作者李元先生曾著文详细回忆了当时袁翰青精心策划、支持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日全食观测活动：“1941年9月21日有一次罕见的日全食现象，我国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当时由张钰哲率领的中国日全食观测西北队，正是在甘肃临洮进行了中国境内有史以来第一次日全食的科学观测。利用这一机会，天文工作者在当地放映科学影片，举办科普讲演和日食图片展览，在兰州和临洮掀起了一次宣传科学知识、破除愚昧迷信的科学普及高潮。”1944年春，袁翰青冒着战火往返于重庆和兰州，积极筹备、建议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学工程会、中华化学工业会在兰州召开第二届联合年会。这是他在甘肃科学教育馆工作期间筹办的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科学盛会。他历来主张科学离不开普及，普及离不开科学，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相辅相成。这次科学活动正是他的这种主张的佐证。这次年会邀请到150多人，从昆明赶来的曾昭抡教授及其夫人俞教授、从重庆来的张洪沅教授等人的到来为大会增光添彩。袁翰青不仅组织甘肃科学教育馆的工作人员撰写科普文章，还请国外知名专家到兰州做报告。1943年，他热情接待了到西北考察的英国李约瑟博士等一行，并邀请李约瑟在馆做了《国际生物化学的进展》的学术报告。后来，他又请来美国抗菌素专家在甘肃科学教育馆做了关于盘尼西林的性能、应用及制造方法的报告，并当场口译。1945年4月，袁翰青在中正公园四照厅做了题为《赛先生与德先生》的学术讲演。他说，赛（科学）、德（民主）二先生对人类的贡献有四方面：一是思想方法的改变；二是人生观的改变；三是生产方式的改变；四是交通工具的改变。并说“自由与民主及近代科学发展之证明”，中国只有按此原则迈进，才能“走向现代化之途径”。

为新中国科普事业奠基

1946年后，他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成为享誉全国的“北大三大民主教授”之一。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政务院在中央文化部设立了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科学普及局，袁翰青被任命为局长。根据陶世龙先生讲，科学普及（简称科普）一词最早出现于1949年，科学普及局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在中国现代史上也是第一次。在此期间，肩负如此重大历史使命的袁翰青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无疑，兰州科学教育馆的经历，对他建国初期的工作起了不小的借鉴作用。

袁翰青在担任局长期间，强调要“把科普工作作为科学界的群众性工作来搞”，他认为做好科普工作的关键是普及，普及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当时科普局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召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求和建议；二是积极开展各种科普活动，进行实验示范和组织、推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春节，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平门老校址举办的“首都春节科学知识展览会”。展览分三大部分：自然科学知识、妇幼卫生以及从猿到人。展出12天，观众达10多万人次，成为轰动首都的一大新闻。

袁翰青不但对本身的工作尽职尽责，而且对与科普有关的事情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李元先生回忆说：“1951年9月天文界的朋友们听说民主德国送中国青年一架小型的蔡斯天象仪，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台长来信嘱咐我，用那架天象仪把北京天文馆的筹建工作推动起来。”10月李元回到北京之后就去拜访不久前访问过民主德国的袁翰青，他告诉李元，德国送来的只是一架天象仪的模型。不过，他很乐意介绍李元去见吴晗市长，因为吴晗对建立北京天文馆特别热心，并当即与吴晗通了电话。在中国科学院、全国科普协会、北京市三方的共同协作下，北京天文馆于1954年开始兴建，1957年月建成开馆。北京天文馆的筹建过程一直得到袁翰青的关心和支持。

科普创作贯穿一生

袁翰青不仅对全局性的科普工作做出了贡献，而且也十分重视科普写作。科普创作贯穿了他的一生。1954年12月11日全国政协财政经济组曾举行报告会，请钱三强同志做了《原子能的应用》的报告。当时，和平利用原子能成为科技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作为政协副秘书长，袁翰青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有关原子能方面的知识，于是在北京做了一个有关原子能方面的科普报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1955年这篇文章发表在第四期的《新观察》上，定名为《原子能的故事》。1958年为了打破美国等国家的核垄断，我国开始研制以防御为目的的原子弹和氢弹。对于科技水平相对薄弱的我国，除了掌握核心技术之外，还需要普及一些与此相关的科学知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袁翰青写了《氟的工业制造技术》和《硼烷的制备》两本书，于1958年出版。

《只有一个地球》是为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大会提供实际的背景材料和概念性的基础意见而准备的。这是一本对人类环境最完整的报告”，袁翰青被授权翻译。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翻译这样的书可能是科技出版界不多见的。袁翰青科普创作的一个重点就是身体力行，把普及科学和发展教育联系起来。1954年至1956年之间，他写了《溶液》、《铜的故事》、《糖的故事》。《铜的故事》这本小册子讲述了铜在现代工业的重要性，铜的开采、冶炼、精炼，纯铜与铜合金的区别以及不同的用途。铜在我国古代历史中的光辉成就，以及我国采铜、炼铜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等。本书语言简练、内容丰富，并配有一页彩插——各种铜矿石图，的确是一本通俗易懂的工业常识小书。

他在1975年身患脑血栓之后，右半身偏瘫。他决心把文革中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坚持用左手写字，在报刊上发表短文。在1980年到1988年，对中学教育十分关注的他在《化学教育》上连续介绍了26位世界著名的化学家，如拉瓦锡、道尔顿、门捷列夫等。以翔实的史料记述了这些科学家的生平、成就以及在历史上起到的重要作用。他们的崇高理想、坚韧的意志以及为科学事业的牺牲精神和创新精神，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文章连载，受到众多中学教师的欢迎，为他们课堂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袁翰青远在上世纪30年代就对化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积累研究史料，以至后来成为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的权威。当他把科学研究的重点转为研究化学史后，同时开展了科普创作。1937年发表于《化学通讯》第二卷第三期的《狄拜耶教授》就是他最早的科普文章。另外，同年发表的《列宁格勒之周期表碑》、《介绍一位西班牙化学家》也具有同样的性质。1954年10月25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含镍白铜——我国古代的化学成就之一》就是这一时期他的科普作品的代表作。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他从学生们常用的白铜墨盒谈起，指出“青铜和黄铜在我国很早就被利用了，在别的国家也利用得不算晚。惟有白铜这种合金是我国的特产，在历史上成为输出品之一”。他还指出，距当时不到一百年才有了用镍做电镀的原料，而我国利用镍做白铜却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了。1975年他半身不遂后最先想到的自己力所能及的业余工作就是写科普文章。他在《北京晚报》《百家言》专栏发表了《“科学”“技术”两词溯源》、《诺贝尔遗嘱和诺贝尔奖》、《漫谈X射线》、《“马和”发现氧气的问题》等短文，受到广大读者的传阅和欢迎。

袁翰青的科普创作一览

1.1937年发表于《化学通讯》第二卷第六期上的《狄拜耶教授》；

2.早期的科普文章：《列宁格勒之周期表碑》、《介绍一位西班牙化学家》等；3.1954年出版《溶液》；

4.1955年出版了《铜的故事》；

5.1956年出版了《糖的故事》；

6.1958年出版了《氟的工业制造技术》和《硼烷的制备》；

7.1974年出版了译著《只有一个地球》；8.1982年出版了《科学与人类》；

9.见诸报刊杂志的科普文章一直不断，《原子能的故事》、《晚明杰出的一位科学工作组织者、宣传者兼实践者》等；

10.晚年，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化学教育》、《百科知识》、《化学通报》等刊物上发表的几十篇介绍中外化学家生平事迹和重要化学史实的文章。他还在北京晚报的“百家言”栏目刊出的“科学、技术两词溯源”、“诺贝尔遗嘱和诺贝尔奖”、“漫谈Ｘ射线”、“再谈Ｘ射线”、“‘马和’发现氧气的问题”等；

11.1980-1988年在《化学教育》上介绍了26位世界著名的化学家；

12.1989年写了《重要化学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