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 《第九交响曲》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从它一问世就被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社会的用途所利用与摧残着，这在西方音乐史上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子。各种关于这部交响曲含义的讨论，各种关于它深远的社会和哲学意义的讨论由此开始了。1831年德国音乐家罗伯特•舒曼编了个小故事描写在宴会上的几个人物关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对话：

第一个人：对我来说，《第九交响曲》是所有诗词赋形式的大典。第一乐章是史诗般的，第二乐章是幽默的，第三乐章是抒情的，而第四乐章融合了前面三部分为一身，本身就是一部戏。

第二个人：这部作品对我就像是罗德斯巨型雕像！只有埃及的金字塔能与之相比！

第三个人：错，这部交响曲揭示了人类的起源。在浑沌的世界里传出了上帝的召唤：“让光明到来吧！”太阳慢慢地升起。人类的始祖为太阳的光辉而呐喊，这完全不亚于圣经开篇中那不朽的叙事诗篇。

早在1826年，德国理论家阿道夫•伯哈德•马克思就曾经说过：从器乐到声乐的进展对这部作品的意义是最重要的，这暗示着人类对大自然神秘力量的掌控。

贝多芬个人对席勒的长诗《欢乐颂》的忠爱可以回溯到18世纪90年代。在1973年的1月，席勒的夫人夏洛蒂收到了朋友的一封信，信中说有个年轻人想要为《欢乐颂》谱曲，并希望这能成为一个完美的作品，因为年轻人全情投入了这伟大的诗作。不幸的是席勒（1759-1805）本人没有等到亲自聆听这部作品。

贝多芬萌生创作这部D小调交响曲的念头是在1812年，但整个创作过程是断断续续的：1815年完成了谐谑曲乐章的草稿，而第一乐章的创意是在两年以后，那还是因为伦敦交响音乐协会要他写一部交响乐。到了1823年夏天，贝多芬最终完成了头两个乐章的时候，他的创作手法已经有了明显变化。

《第九交响曲》的开始展现了这是一部篇幅十分庞大的作品，运用音乐的手段表现了巨大的震撼力和悲壮的色彩，D大调所表现的主题在乐章中见跌宕起伏，通过大量简洁强烈的对比手法反复重现。英国诗人威廉•布拉克曾说过：“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些从未有过的创造性想象。”《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里的“磨难”丝毫没有减弱这种“创造性思想”。

贝多芬让谐谑曲乐章从两个副个主题开始，而后两个主题融合在一起。赋格曲的形式在尔后的许多年里非常流行。同样这个乐章充满了宁静，在谐谑曲乐章的开始，由三个音符组成的锤击式的主题与夹在其中的宁静，成为戏剧进展中的一部分。

柔板打破了常规，其中在第一乐章出现过的两个主调在这里调换了次序，D调和降B调变成了降B调（柔板开始悲伤的主题）和D调（崇高的第二主题）。D大调主题就像格鲁克的作品一样高傲，创造出鲜活的慢速小步舞曲的场景。

到了1823年，贝多芬突发奇想，他要给《第九交响曲》加上个合唱的尾声。在等待了30年后，席勒的《欢乐颂》终于获得了圆满的结果。贝多芬进行了精心安排，尽管没在全部作品中使用了这个合唱，但它却是作为贝多芬确定的思想贯穿始终：“欢乐啊！欢乐啊！上帝升起的火花”-“人们都会结成兄弟” – “谁赢得一位温存的妻子” – “万物吮吸着，上天欢乐的乳汁” – “就像太阳在那辉煌的天空上行转” – “人们，在那繁星密布的苍穹，慈爱的主一定在注视着你”。这不是贝多芬一时的热情和想法，这是对自由的歌颂，是人类欢乐情感驱动的赞美世界的颂歌。

为了营造一种转换的效果，贝多芬前所未有地尝试了用合唱作为终曲。首先是一种紧张、虚无缥缈的气氛，然后是对前几乐章的概括，然后否定，最后实行的理想再生：著名的欢乐颂主题同时兼具赞美诗、民歌和交响乐的特征，随着男中音唱出：“啊！朋友，不要这些陈词滥调！唱吧，让我们更愉快的歌唱，更欢乐的歌唱，”贝多芬用歌唱将交响乐更自由的发挥。

正是在创作《第九交响曲》的时候，贝多芬告诉他同事、也是音乐家的路易斯•施洛瑟说，《第九交响曲》已经在他的头脑里埋藏许多年了，否定了再重来反复了多次。但从始至终贝多芬对作品中心思想没有改变，只是通过创作过程逐渐发展和完善着。《第九交响曲》从创作手法和创作视角上圆了贝多芬一个梦，这种手法和视角的完美在贝多芬晚年的其他作品中也有体现。无论是在他同样著名的《庄严弥撒》中，还是在他以后创作的静谧的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中，都可以感受到贝多芬的天才和他无限宽阔的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