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的学说，主要提倡极端个人主义，实则是墨子功利主义、利他主义思想的一大反动。故孟子常把两者相提并论。

杨朱说：“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虽全生身，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圣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谓至至者也。”

“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这段很容易理解，意思是说：人非无情之物，并非不食烟火，人要饮食以养身，资衣以御以寒，资舟车以行远，人一定要靠其他物质得以养生。

如何得到养生所需呢？杨朱说：“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杨朱认为应该“任智而不恃力”，用智得到所需来养生，是上策；用力侵物得到所需，为下策。杨朱推崇“任智”，老子反对“任智”，因此难以把杨朱归类道家。

如果这“物”指动物，按“任智”取物的上策，则以网捕鸟是一法，机械捕兽也是一法。如果按“恃力”取物的下策，则捕鱼是一法，打猎也是一法。然用以力取物则太劳，以智取物又太少。物少则清贫，清贫非杨朱所乐闻；太劳则累身，累身又非杨朱所乐闻。可见这“任智而不恃力”，并非用于之渔猎；而鸟、兽、鱼、兔之物，也难尽杨朱之所欲。

因此，杨朱就要为其“拔毛理论”提供依据了。杨朱说：“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虽全生身，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

杨朱说：身体不是我所有的，但是既然生了，就不得不保全这个身体；万物不是我所有的，但是既然有了，就不得不损害这些物类。因为身体是生命的主体，而万物是养生的根本，虽然要保全生命，但身体还是要衰亡的；虽然不去损害他物，他物也是不能长久生存的。

到此，杨朱学说的漏洞越来越大，虽然言辞巧妙，好象道家，但毕竟不同于道家。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而杨朱视“俭”如敌。一面说：“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好象是反对侵夺。一面又说：“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又要动手拔毛了。

“俭”既不守，“慈”亦不存。巧取为贵，豪夺难免。“存我为贵”，“人将相食”。天下动荡，战国风云。

杨朱还有一段尧舜不如桀纣的妙论，今约录于下：

杨朱曰：“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然而舜“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穷毒者也。”禹“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忧苦者也。”周公“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危惧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应时君之聘，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

凡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弗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矣。

桀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 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所娱，穷意虑之所为，熙熙然从至于死，此天民之逸荡者也。纣亦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威无不行，志无不从；肆情于倾宫，纵欲于长夜；不以礼义自苦，熙熙然以至于诛，此天民之放纵者也。

彼二凶也，生有纵欲之欢，死被愚暴之名。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虽毁之不知，虽称之弗知，此与株块奚以异矣。彼四圣虽美之所归，苦以至终，同于死矣。彼二凶虽恶之所归，乐以至终，亦同归于死矣。”

这篇文章写得确实很好，如对孔子历尽曲折的描述，非常简明详尽。但文章虽好，问题却很大。在杨朱看来，桀纣虽然遗臭万年，但比四圣流芳千古要值得。杨朱说四圣“苦以至终”也是死，桀纣“乐以至终”也是死，死了“虽毁之不知， 虽称之弗知，”与土块无异。桀纣“生有纵欲之欢”，而四圣“戚戚然以至于死”。四圣得名誉之虚，不如桀纣得享乐之实。杨朱这般善恶不分，提倡享乐，难怪孟子要骂他：“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也难怪庄子要钳他的口，省得他再害人。

在《列子·杨朱》篇中，有一篇借“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的对话，写得十分有趣，可以说是古代“享乐主义”的宣言。今录如下：

“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平仲曰： 其目奈何？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 嗅，谓之阏颤；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 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凡此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

这篇文章写得极妙！可能现代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还写不出这样的文采来。文中说：“意之所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只有“意之所为者放逸”，而得以行，才符合“人性”和“个性”。符合人性与个性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只有“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这样熙熙然以至于死，才是享受生命。能够这样享受生命，即使只能享受一日就死，或者享受一月就死，都是值得的。俗话说：“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大概就属于这种哲学。

其实，这段话当然不是管仲对晏子说的，因为司马迁说：“管仲卒”，“后百有余年而有晏子焉”。管仲与晏子相差百有余年，二人自然不会相与对话。且管仲提倡“仁、义、廉、耻，国之四维。”而“恣意之所欲行”，常常会不顾廉耻，不顾仁义。不顾廉耻，不顾仁义，则四维绝。四维绝则国灭。管晏问对与《管子》之道相差甚远，其非管子之论，由此可知。其说与杨朱一鼻孔出气，列入《杨朱》，引为同流，且也相宜。

杨朱之道“可在乐生，可在逸身。”杨朱称“意之所为者放逸”，赞“生有纵欲之欢”。然纵欲必资于财，资财以纵其欲，其取天下必多。取天下之多，而言：“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岂非欺人。且放逸必失其所业，失业而纵其所欲，所损于人必多。损人之多，而曰：“人人不损一毫”，其可得乎？损人以利己，乱国之道，而曰：“天下治矣”。岂非欺世。

由此，又可知杨学离道家益已远矣！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而杨学则尚：“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可谓与道家“反其道而行之”矣。

杨朱说：“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房屋豪富，衣服鲜美，佳肴陈列，妻美妾娇，这确实是逍遥如仙的生活，也是大多数人所梦魅以求的。但问题是：耳目之欲要娱，口鼻之欲要享，身意之欲要纵，财从何来？是勤劳致富，还是巧取豪夺？子贡勤劳以致富，杨朱却不赞同。勤劳不可，又将奈何？“邪说诬人”之责，其可免乎？“人将相食”之患，其可免乎？

由此，又可知杨朱之学与老子相差殊远，老子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老子说众人熙熙然贪图享受，好象品尝美味一般高兴，好象登临春台一样适意。而我却淡泊以自处，象婴儿之未孩，不失其赤子之心，不贪求纵欲之欢。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似乎以为杨朱后于墨子。他把杨朱称为“前期道家”或“道家前驱”，说:“从战国初期思想斗争的情况看，道家思想的出现总在墨翟之后，在《墨子》中看起来，墨翟批判的仅只是儒家。可见当时还只有儒墨二家展开斗争，道家的出现应在以后”。杨朱具体是在春秋末，还是战国初、战国中晚期，对人们了解杨朱思想的关系不太大，但在中国历史的某一时期（孟子时期），杨朱与墨翟的思想同时盛行,这一点是无疑的，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一时期杨朱的思想,就可以说基本上把握了杨朱的思想，杨朱的原始著作没有被保存下来，秦汉各种典籍中，如《庄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对他的记述都语焉不详，但这却是我们目前研究杨朱思想所能得到的全部资料。魏晋时有《列子》书出现，里面第七篇名《杨朱》。尽管列子可视为是春秋战国初的人，可有许多证据表明,《列子》是魏晋人所撰的伪书。所以,《杨朱》篇中的思想与杨朱本来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可视为一致,仍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