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一八三○——一九○四年），字叔平、瓶生，号声甫，晚号松禅、瓶庵居士，江苏常熟人。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一甲一名进士，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当时著名的清流领袖。翁同龢为光绪师傅，“得遇事进言”，光绪“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

翁同龢之兄翁同书因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颂贼”等事，遭到曾国藩、李鸿章弹劾，翁同龢由此终身与李鸿章为仇，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变科举、重西法、练海军、开铁道诸事，处处遭到主持户部的翁同龢掣肘，“故李公困疆畿二十年，疑谤纷纷，终不获行其志”

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和后来的蒋介石一样，主张寻求国际调停，尽力避战。而翁同龢则极力主战。七月十四日李鸿章电请从朝鲜撤兵，清廷不准。翁同龢力主添兵，“调东三省及旅顺兵速赴朝鲜。”

八月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十七日，翁同龢在军机处阅李鸿章“电谓俄人有兴兵逐倭之意”后，“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九月十六日，平壤失守。次日翁同龢抨击：“合肥（李鸿章）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促使光绪帝颁谕“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十七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损失惨重。翁同龢感到“鸭绿江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二十一日，建议“宜调东三省兵，而急设大粮台，派大员经理，又于鸭绿江岸筑土炮台等数事。”十月十四日，翁同龢得知英使欧格讷提出由列强联合行动促成中日和议，但日本须索兵费的主张后，极为愤慨，当着慈禧太后的面“指陈欧使可恶”，力主继续战斗。二十四日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次日第一军强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凰城等地。三十一日，翁同龢拜见光绪帝时即“力陈京师阽危情形，请勿再迟一刻。”十一月三日，翁同龢被补授军机大臣。

八日，翁同龢知金州已失，旅顺告急，即请派唐仁廉赴旅顺增援，允之。二十二日旅顺失陷，翁同龢“愤虑填膺”。当清廷派使赴日议和时，翁同龢等仍主张征集湘军，用刘坤一为统帅，以挽危局。清廷采其议，命刘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

光绪二十一年初，日军加紧进犯，一月十日盖平失陷。十四日，翁同龢对议和发表意见：“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使臣已遣而逗留，恐彼得藉口，且我之议和，正欲得其贪吻之所出，先作准备耳。幸少留意。”为鼓励官兵奋勇作战，翁同龢提出“悬破格之赏，不次之迁，以作将士之气”的建议。荣成与威海南帮炮台失陷后，翁同龢和感到“大局糜烂矣，焦灼愤懑 ，如入汤火。”二月二日威海卫城与北帮炮台尽失，翁同龢发出“愤极愧极！寇深矣，若之何”的叹息。此时，他又得知清政府派赴日本谈判代表，竟被日本政府无理驱往长崎的消息，又发出“近于辱矣”的慨叹。十三日，清廷改派李鸿章为赴日议和全权大臣。二十二日，光绪接见李鸿章时，军机大臣中，孙毓汶认为“必欲以割地为了局”，翁同龢则力“持不可”。三月二日，李鸿章又谈及割地事，翁同龢坚决反对，申明“台湾万无议及之理”。

四月三日，翁同龢悉李鸿章来电中的和约十条，愈感“胸中磊块，未易平矣”。次日，翁得知光绪帝希望议和速成，再“力陈台不可失”，指出，如割台“恐从此失天下人心”。《马关条约》签订后，翁同龢又“极言批准之不可速”。十九日，翁同龢收到丘逢甲等自台湾来电，“字字血泪”，翁痛感内疚，发出有“无面目立于人世”之感。再次“力陈批准宜缓”，以求救急之法。此时上奏者甚多，其中“大率谓和约当毁”，翁同龢虽不赞成，仍认为“公论不可诬，人心不可失”。五月二日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八日，中日代表在烟台换约。清廷决定限期割台。十七日，翁同龢“见台民公电，为之流涕”。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翁同龢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力主变法图存。六月十六日光绪下谕将翁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十二月四日，又奉朱谕，将翁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三十年（一九○四年）卒于家。宣统元年诏复原官，追谥“文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