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天主教势力在16世纪后半期就已进入贵州，但影响不大。道光二十七年(1847)贵阳教区正式成立。咸丰三年贵州全省三分之一的州县设立了教堂或传教会。九年，法国传教士胡缚理继任天主教贵州主教后，强买民地，建造大小修院和印刷厂，遭到当时人民抵制，结怨甚深。八年和十年，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胡缚理有了庇护，更加骄狂不可一世。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1861年4月4日)，他趾高气扬，手持法国驻华公使馆寄来、由清政府总理衙门签发的“传教士护照”，公然违反中国法令，以清朝巡抚、提督一级官员的排场，乘坐紫呢大桥，雇用鼓吹，盛设仪从，招摇过市，激起绅民公愤。清贵州巡抚何冠英、行伍出身的贵州提督田兴恕联名向全省官吏发出秘密公函，斥天主教为“异端邪说，最为害民”，指出教会“肆行无妄，心实叵测”。号召“随时驱逐”，“倘能借故处之以法，尤为妥善”。

随后，候补道缪焕章编撰《救劫宝训》，在贵阳刊刻传播，鼓吹“屏黜异端”。消息不胫而走，赶走洋教士的呼声成为贵州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心愿。田兴恕部下首先在贵阳附近展开激烈的驱教活动。五月初五端午节，青岩镇各族人民按传统习俗到郊区野游，途经姚家关天主教大修院(培养神父的教会学校)，与修士、教民发生争执。青岩团务道赵畏三已知上司有驱教之意，遂率众一举焚毁修院，逮捕几名教徒，并在田兴恕的指令下，于六月二十二日(7月29日)将张文澜等3名修士和1名厨师秘密处死。胡缚理幸免后，急向法驻京公使报告。法公使馆派代办哥士耆与署两广总督劳崇光(1802―1867)谈判议定在贵州指定地点张贴《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条文20份，并赔偿教会损失，抚恤死者家属。但新任贵州巡抚韩超(?―1878)不愿执行。正当双方紧张谈判之时，开州教案又生。

开州(开阳)教案起因，是天主教徒对青岩教案久议不决的报复。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1862年2月13日)，贵阳北百余里外的开州夹沙龙地方欢度元宵节，援例每户应出捐搭龙灯，祭龙神。法国传教士文乃耳唆使教徒抗缴，破坏政令，民教双方发生冲突，几至动武。开州知县戴鹿芝、团首周国璋，本恨教会侵权，即在田兴恕批示“缉案就地正法”指令下，在正月内将文乃耳和4名抗捐闹事的教民逮捕处死。前案未结，后案又起。法国公使联合英、美、俄等国公使，一起向清政府提出“强硬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要求:赔偿损失；处死田、戴、赵；严惩一切保教不力或查处不严的有关官吏；派亲王大臣到法国谢罪。此案交涉经年未决。二年十一月(1863年12月)在法国新任公使柏尔德密的战争恫吓下，清政府被迫将韩超交部议处，田兴恕革职发配新疆，缪焕章等革职永不叙用(何冠英、戴鹿芝、赵畏三已死，毋庸议)，提督衙门拨充天主教堂赔款1.2万两白银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