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叔厚（1898～1971），原名蔡绍敦，曾名蔡肃候，祖籍浙江诸暨，生于天津。3岁随父入湖南。9岁时父殁于华容知县任上，即随母亲归浙江故里。民国元年（1912年）毕业于杭州模范小学，民国5年毕业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机械科，遂入日商上海内外棉纱四厂（现上棉十一厂）做机修工。民国8年，为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他参加了上海工人大罢工，愤而离开日商纱厂，进华商上海宝成纱厂（现上棉七厂）任技师。民国9年，应邀赴湖南纱厂任电气科长。翌年，同夏衍等一起，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电机专科学校和东京工业大学电机科攻读。

民国13年11月，由日本回国后，筹资开办上海绍敦电机公司，任经理兼工程师，研制生产高周波紫光放电机、霓虹灯高压镇流变压器、断路指示器等，兼营电机修理业务。民国24年更名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任总经理兼工程师。日军攻占上海后，辗转于香港、重庆。民国31年，在重庆创办中国工矿建设公司、面粉厂、机械厂和工矿沙龙等，在实业界颇为活跃。抗战胜利后，回沪复任中国电工企业公司董事长，并开办了华浮实业公司和同庆钱庄，自任总经理和经理，并投资昆仑影片公司，任常务董事，还兼任上海华丰钢铁厂、利华保险公司、华昌毛纺织厂和苏州太湖煤矿总经理等职。

他以企业为掩护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是中共早期党员。当时，党内同志都亲切地称他为“蔡老板”。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结识了沙文汉、虞绍唐等不少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回国后，逐渐从同情革命到倾向革命，直到在白色恐怖的民国16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与冯雪峰、夏衍、陈德辉等在文化支部过党的组织生活，并参加救济会营救被捕同志。

当时，蔡家及绍敦电机公司东有恒路1号（现东余杭路1号中国电工厂），已成为中共秘密通讯机关和文化支部联络点。许多共产党人为躲避追捕或寻找党的关系，都曾在这里居留。如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叶剑英、廖承志、曾宪植、张去非等，转入地下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杨贤江，从莫斯科归来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徐冰（后任中共中央翻译，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以及稍后从九江越狱的刘鼎（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涂作潮，皖南事变突围的钱俊瑞、余立金等，都曾到过这里。蔡免费供应食宿，并资助路费把他们安全送往苏区。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一书写道：“人世间的确也会有一些奇事和奇人，在‘世风日下’的当时，竟会有蔡叔厚这样的颇有孟尝君风度的人物，甘冒政治风险，为我们这些流亡者出钱出力。”

蔡入党初期，曾在潘梓年领导下，参与创办华南大学，任财经委员会主席。民国18年，任中共闸北区委财经委员会主任。他还协助冯雪峰、夏衍等开展革命文学运动，着重后勤保障。当时，从日本归国的革命文学倡导者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经常出入于蔡家。

民国19年，蔡调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由顾顺章、李强、吴克坚直接领导，绍敦公司亦迁入法租界福煦路403号，以避耳目。公司开始制造修理收发报机供应苏区。后顾顺章叛党，蔡遵中共指示暂避，井掩护李强等去苏联。顾顺章被处决后，蔡又回到公司，由陈赓、潘汉年直接领导，坚持特科工作。

民国21年，他被调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先后隶属肖项平、罗伦斯、史沫特莱领导。淞沪战争前后，他的公司赶制防毒面具，支援抗日前线，并去日本探取日军侵华情报。他通过南京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楼震旦和杨余庆，逐月获取蒋介石阅批的《兵工月报》达3年之久。他还搞到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拟订的“围剿”中央苏区的一份军事建议书，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赞许。民国24年4月，罗伦斯被捕，组织被破坏，蔡在史沫特莱领导下协助进行善后安全工作。他将公司更名，迁至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379号。并负责将中共在日本从事情报工作的肖项平、吴选青等秘密撤退送往苏联。翌年初，由于史沫特莱匆匆撤离，共产国际与蔡失去组织联系。在此期间，蔡一面经营企业作掩护，一面积极寻找党的关系，终于在民国27年的一次集会上，偶遇上海工委副书记刘少文，嗣后又与夏衍、沙文汉等取得联系。民国31年到重庆后，他在曾家岩见到周恩来、董必武、徐冰等，自以为接上了党的关系，但由于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没有及时对这批情报人员进行安置，故没有履行组织手续，以至一直游离党外，错失党内整风、重新登记的机会。尽管如此，蔡凭着党性，一直配合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冒着生命危险，将方志敏就义前的狱中亲笔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文稿，想方设法给予妥善保存，并转交党中央。他还先后资助于伶主办上海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并兼任理事。他曾巧妙利用国民党中央委员雷震的名义开设公司，秘密安置中共地下电台，为中共重庆办事处和延安之间通讯联络。他同刘少文（中共中央南方局情报部长）单线联络，奔波于渝沪之间，搜集敌伪情报，营救革命同志。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以“蔡老板”的身份，掩护中共党员，接济眷属，周旋于官僚、大亨、富商之间。1949年解放前夕，奉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长沙文汉之命，组织陆久之等人策反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通过李元华策反沪西第七十五军军长吴宗直。说服军统头目王新衡和新成警察分局局长赵佩瑾，出面担保姚溱狱外就医，伺机脱险。争取雷震向汤恩伯进言，保释张锡昌出狱。组织进步人士保护工厂，迎接解放。1950年3月，他奉吴克坚之命，再次与陆久之去策反国民党上层人士，争取汤恩伯、王新衡、雷震等投诚。并备好赴台护照，后接上级指令避险而未果。

解放后，他主动结清其所有企业的资产和股票，无偿上交国家，并要求恢复党籍。周恩来指示，暂以民主人士身份有利工作，并特嘱安置好蔡的工作和生活。1950～1955年，曾先后担任上海市文化局电影管理处处长和上海市公用局、规划建筑局、机械工业局、机电一局副局长、一级工程师等职。1955年，因所谓“潘扬反革命集团案”，蒙冤受株连，后留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拘留，后转押北京审查。1971年5月6日因脑溢血逝世。生前还历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常委、上海市科技协会委员、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并连续当选为上海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

1978年6月，中共中央专案小组为蔡叔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9年3月，上海市机电一局举行蔡叔厚骨灰安放仪式。198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蔡叔厚中国共产党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