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撒·博尔吉亚，生于1476年，死于1507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瓦伦蒂诺公爵，罗马尼阿的主人，伊莫拉、福尔利、佩鲁贾、皮奥姆比诺、比萨、卢卡、锡耶纳等无数属地的征服者，全意大利最令人恐惧的野心家、强权者和完美的阴谋制造家。14、15世纪的欧洲历史上，再没有第二个像他那样背负如此之多恶名却又为同时代人所同情并毫不吝惜地给予赞美的统治者。

这位被后世无数历史学家斥为堪比尼禄、卡里古拉之流暴君甚至更残酷邪恶的意大利大公，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里，是作为最可效法的君主典范和意大利统一的破碎梦想反复出现的。马基雅维利不吝笔墨地花费了整整一个章节来论述他生平的武功成就，并且饱含惋惜地认为，倘若不是“命运之异乎寻常的和极端的恶劣”，让他在盛年之际染上重病，那么他是极有可能完成他的雄心壮志，将意大利建造成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在其他各章节里，马基雅维利也就君主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和行为或多或少地论及恺撒和他的教皇父亲（见第十一章《论教会的君主国》、第十三章《论援军、混合军和自己的军队》、第十七章《论残酷与仁慈，被人爱戴是否强于使人畏惧》等）。在全文的最末，马基雅维利呼吁当时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顺应时势，奋发图强，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救出来时，这样写道：“虽然最近在某人身上一线光明闪过，使人们认为可能是上帝派来救赎意大利的，但后来他在事业正值高峰之时，却被命运抛弃了。于是意大利似乎毫无生机，在等待任何一位能够医治她创伤，制止伦巴底的劫掠以及那不勒斯王国和托斯卡那勒索的人……”马基雅维利所曾经寄予厚望的“某人”，显然隐指恺撒·博尔吉亚。马基雅维利将恺撒的失败归咎于命运的阻扰和他在推选教皇一事上的失策，但他同时又强调恺撒是“令人惊讶的旷世奇才”，“他的事迹应当像我所做的那样把它摆出来，让所有那些由于幸运或是依靠他人的军队而取得统治权的人们去效法。”“如果有人认为，为了在敌人面前确保他的新君主国的安全，有必要为自己争取朋友，依靠武力或是欺诈而制胜，使人民对自己既爱戴又畏惧，使士兵们既服从又崇敬自己，消灭那些能够或是有可能伤害自己的人们，以新的方式改革旧的制度，既严厉又亲切，大度而且慷慨，灭除不忠诚的军队而创建一支新的军队，与各国的国王和君主们保持友好，使他们必须喜欢帮助你，或者即使想伤害你亦会犹豫不决——如果有人认为这一切都是必要的，那么他不可能找到比公爵这个人的行动更鲜明的范例了。” 马基雅维利以此对恺撒·博尔吉亚的一生作出了极其之高的评价。

为了更好的了解恺撒·博尔吉亚，有必要对他的家族、他的生平作一番简略的回顾。由于缺乏完整的恺撒传记，我所作的回顾也只能是依照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辅以伏尔泰和布克哈特的论著所述，所幸在公爵的作战事迹方面，还没有什么较大的分歧意见。

西班牙裔教皇罗德里格·博尔吉亚于1492-1503年在位，当选教皇后他被称为亚历山大六世。他在欧洲历史上以大肆敛财和为儿子所进行的处心积虑的谋夺而臭名昭著，但他却并非这些劣迹的首创者，他的前任们诸如西克斯特四世、英诺森八世之流为他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西克斯特四世甚至为了儿子在教堂里谋害了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和朱利安兄弟，所幸那位佛罗伦萨的光荣洛伦佐从这场灾难中幸运逃离并报了仇。出售圣职聚敛财富也是从西克斯特四世首开先河。亚历山大与他的情妇育有五个子女，除了长子甘迪亚公爵乔瓦尼·博尔吉亚，次子恺撒·博尔吉亚，其下还有胡安、琉克勒齐亚（1480-1519年）和幼子乔夫里。琉克勒齐亚以美貌著称，据说还是位颇具才气的美人，对意大利的文化艺术事业很有热情。在欧洲历史上，比她的美貌和才华更令人侧目的是她和兄长恺撒的不伦之恋。她前后出嫁过三次，又复三次被父兄从她的丈夫们手中夺走。她的第二任丈夫，阿拉贡家族的阿尔方索为恺撒所杀，第三任丈夫属埃斯特家族，即费拉拉公爵阿尔方索一世。那时私生子似乎并不特别受人歧视，至少他们也能当上国王，比如阿拉贡家族的私生子费尔南多就曾经统治那不勒斯王国。而教皇有私生子似乎也非什么惊人的丑事，西克斯特四世、英诺森八世莫不如此，由此可以想见那个时代的教廷有多么荒淫无耻。

由于教皇国在意大利的政权体系中处于极其特殊的地位，当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决定提高他的儿子恺撒的权力地位时，他就面临着重重困难，首先他既不能使他的儿子成为任何一个不属教会管辖的国家的君主，亦不能拿走属于教会管辖的国家给予恺撒，以免遭致强大的米兰公爵（此时是斯福尔查家族的摩尔人路易统治着米兰）和威尼斯人的反对。除此之外，军队的掌握权尽归罗马贵族奥尔西尼和科隆纳两大家族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之手，他们被称为“教皇的手铐”，长期以来蔑视教皇并钳制着教皇势力的扩张，因此亚历山大不可能信赖他们。在路易十二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急需离婚，以及他对米兰公爵领地的兴趣，而表现出与教皇结盟的意愿之后，亚历山大也就欣然同意了。恺撒受命把准许离婚的教皇谕旨带到法国，并就法国的征服计划同法国国王谈判。恺撒在路易十二保证他能得到瓦伦蒂诺公爵领地，一个100名全副武装的骑兵连，2万利弗的年金以及让他娶纳瓦尔国王的妹妹（路易十二的表妹）的允诺后，才离开罗马。教皇同时给他的儿子和法国国王以特许状，特许前者离开圣职，后者离开妻子。在这之前，恺撒原本是西班牙巴伦西亚的大主教和枢机主教。于是路易十二在威尼斯人的帮助和亚历山大教皇的同意下进入意大利，开始他征服米兰和那不勒斯的计划。而路易一到米兰，教皇就向他借兵去攻打罗马尼阿，以为他的儿子挣得一顶王冠。恺撒在1499年（24岁时）开始征服罗马尼阿，既而铲除奥尔西尼和科隆纳家族、削弱罗马贵族门阀的势力，然后武力与计谋并用，进一步吞并福尔利、法恩扎、里米尼、伊莫拉和皮昂比诺、乌尔比诺**等地，及至1503年教皇去世时，他已经实际上成为教皇国、整个罗马尼阿和包括佩鲁贾、皮奥姆比诺、比萨、卢卡和锡耶纳在内的意大利广大领土的主人，剩下的只有托斯卡纳、米兰（法国占领）、威尼斯、那不勒斯（为斐迪南和路易十二所瓜分）、热那亚（法国占领）等少数大公国领地……在这一过程中，诚然伴随着无数的阴谋、欺诈、屠杀、背信、毒害：恺撒对罗马贵族集团的笼络、分化和进而铲除；对卡梅里诺城领主的欺骗和绞杀；血腥的西尼加利亚陷阱；派遣冷酷机敏的雷米诺整顿罗马尼阿秩序，之后复将其腰斩示众以安抚民心的铁血手腕；以及为了夺取教廷旗官和最高军事长官的职位，对长兄甘迪亚公爵的谋害；对姻弟兄的谋害和对其领地的强占；对枢机主教和反对派们的毒杀；等等。

**福尔利、伊莫拉属于里阿里奥家族，法恩扎、里米尼当时置于威尼斯人保护之下，皮昂比诺是托斯卡纳城市，乌尔比诺是古代乌尔比诺公爵领地的首府，1631年并入教皇国。

如上所述，前四项行为并不能构成公爵的罪证，相反的，它们是一位有卓越才智和宏远抱负的人开辟前路所必将采取的一切手段。对于恺撒而言，在当时那种情势下，除此之外不能寄希望于其他手段。即便在孔孟之学奉为王道的古中国，许多英主明君在登上王座之前都曾或远或近地循行着恺撒的道路。历史证明不是“道德支配政治”，而是权力决定道德。“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从未有人见过更没有知道曾经在哪里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从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到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当怎样而忘记了实际怎样，那么他不但无法生存，而且会自取灭亡。”诚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君主具有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些美德，诸如诚实、慷慨、守信、仁慈等等，当然是值得赞扬的，然而君主之为君主，其首要的任务是维护自己的政权和国家，在这样的意义上，君主拥有善良的品行受人赞扬固然是好事，但君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拥有所有善良的品行。君主固然应该避免那些可能导致亡国的罪行，但如果某些恶行可以挽救国家的话，君主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它们可能受到责备而良心不安。总而言之，“目的总是为手段辩护”。

人们可以诟责公爵的，仅仅可能是一些更隐蔽但却证据确凿、甚至完全只涉及到个人品德或利益方向的行为：他用来孤立父亲、谋害弟兄、姻弟兄和其他亲属或廷臣的方式；他与妹妹琉克勒齐亚的乱伦；他纵容军队在占领地的破坏、掠夺和虐待，彼得罗·阿尔塞俄尼据此指斥“西班牙籍人的特点是只关心西班牙人而不关心意大利人的利益和幸福”；更甚的是，他伙同他的父亲出卖圣职、兜售免罪券、毒杀教会高级僧侣大肆敛财的恶行，威尼斯大使保罗·卡佩洛在1500年宣称“每夜都发现四五个人被谋杀，其中有主教、高级教士等人，整个罗马都战战兢兢，惧遭公爵毒手。”恺撒的残酷、贪婪都至足过分，这些令人皱眉的邪恶的品质与他天性中那些勇敢、果断、坚强而有才华的品质融合在一起，使他成为一个至足矛盾的人。即便我们认为他在教皇国消灭那些小暴君使他赢得的完全是同情，即使那支由意大利的精锐官兵组成的，有列奥纳多·达·芬奇作总机械设计师，在1503年和他同命运的军队是他的远大计划的证明，可上述事实仍然具有不合理和完全不能解释的性质，尤其是他对新得到的国家虽仍想予以保持和统治，但却又加以破坏和虐待。

恺撒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

在他的统治的最后几个月里，当他已经在西尼加利亚谋杀了雇佣兵队长，和实际成为教皇国的主人时，他的左右给人以谦虚的回答：大公本心只要平服那些反对党和暴君们，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教会的利益；至大公本人，除罗马尼阿的君主身份外，别无所求，而且由于他为以后的教皇们除去了奥尔西尼和科隆纳两大家族，他已经得到了他们的感激（见马基雅维利《全集》，米兰版第五卷）。但显然没有人相信这是他的最终目的。亚历山大本人在和威尼斯大使的一次谈话中，把他的儿子托付给威尼斯保护时说：“我将设法使教皇政府将来有一天或者属于他或者属于你们。”他父亲的话足以证明他对教皇宝座的冀望。此外，在埃科尔·斯特罗齐的诗篇中也主要谈到了这点（“他也曾想望父亲宝座的崇高荣誉”），但有时也暗示他对全意大利最高统治权的属望（“有朝一日，亚历山大的后裔将会来到，为意大利立法，恢复他的黄金时代。”）。综上，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作为世俗的统治者，恺撒有最远大的计划，“他为取得更大的光荣而放弃了圣职（指他的枢机主教的职位）的光荣”。据此，瑞士史学家布克哈特作出了一个推断：在亚历山大死后，无论恺撒是否被选为教皇，他将不惜任何代价来占有这个教皇国家，而在他犯了种种重大罪行之后，即使他作为教皇也不能永远这样占有下去却是不容怀疑的。如果说有任何人能够使教皇属邦世俗化，则他正是此人，而为了保持住这些属邦，他必将被迫这样做。如果我们没有深受欺骗，那么这就是马基雅维利对于这个重大的罪犯抱有隐秘的同情的真正理由；除恺撒外，不能希望任何人“从伤口里抽出刀来”，换言之就是不能希望消灭这个教皇政权，这是一切外国干涉和所有使意大利分裂的根源。（见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无论怎样努力，命运最终还是抛弃了恺撒。在他坚定无情、朝向自己的野心与想望一步步靠近时，亚历山大教皇突患热病辞世。据马基雅维利所说，恺撒已经预见到他父亲去世时可能发生的一切变故并已作周全应对，只是他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是，父亲死时他自己也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在他的背后，只有罗马尼阿是坚固的，其他一切都处于风雨飘摇中。假如他身体康健的话，我相信公爵仍然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度过这一次危机。但是，恶劣的局势急剧改变了博尔吉亚家族的命运。宿敌朱利奥二世当选为新教皇，继而罗马爆发动乱，科隆纳家族和奥尔西尼家族的人武装返回罗马，被占领的城市也纷纷起来反对他，朋友、亲戚、同盟者，没过多久就都离弃了他，就像他过去离弃过他们一样。他信赖的科尔多瓦的贡萨尔弗把他当作俘虏解送到西班牙。路易十二剥夺了他的瓦伦蒂诺公爵领地和年金。最后，他孤身逃亡到纳瓦尔，在那里得到他内弟的庇护，率领了纳瓦尔国王的一支军队。他在一次性质可疑的战役中死去。年仅三十二岁的恺撒·博尔吉亚就这样结束了辉煌、恐怖而又悲剧的一生。他手握着武器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在他短促的一生中，他拼命紧攥权力，无论是出于野心，还是统一意大利的宏愿，最终权力却又背叛了他。

我无法想象，当数支长矛刺入他的脊背，当他跌落马鞍，乌黑的长发沾满泥土，奄奄一息之际，他在想着什么？他迷蒙的双眼又望见了什么？是地中海畔美丽的意大利，是他的琉克勒齐亚，还是一生的戎马倥偬，他的雄心、光荣和梦想？

“死者朝天的面孔仍然是美丽的，他死了和活着一样，从不畏惧，也从不后悔。”

即使在仅有极少量篇幅论及此段历史且辞锋锐利的《风俗论》中，伏尔泰也以他一贯严厉而因此更显难得的态度这样写道：他在拘押期间仍然没有丧失的，不是一种德行，而是一种为恶人和伟人所共有的品质——勇敢……他被人杀死时手执武器。他的死是光荣的，我们在这段历史过程中看到的只是一些合法的君王和有德行的人在杀人犯的手下丧生。

当我们回过头来评价公爵的一生时，尽管后世舆论和史学界对公爵的诟责远多于对他的肯定，我们仍然能从中找到一些闪光点，即便他们认为，那并不是出于恺撒·博尔吉亚的本意。也就是说行善或者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并不是恺撒谋取权力和领地的真正目的。

伏尔泰承认，罗马曾有一时短暂的强盛地位，还应归功于他（原文中指亚历山大六世，但教皇与其子在很多时候是同一概念），是他使他的继承者们能够在某些时候保持意大利的平衡。对教廷来说，他的罪恶行为比以前许多靠宗教的武器支持的教皇的精明强干，要有用得多。马基雅维利说得更坦率直白：“虽然他（同上）的意图并不是为了壮大教会的势力，而只是为了壮大公爵的势力，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使得教会强大了起来。在他去世之后，公爵也被消灭了，而教会则成了他的劳动果实的继承者。”在朱利奥二世做了教皇之后，教会的势力已经如此强大，他保有整个罗马尼阿，罗马的贵族们已经被弹压了，而那些党派则在恺撒所施加的打击之下被消灭了。长期以来，罗马贵族在教廷中心的权力代言人枢机主教在罗马城内外培植他们自己的党羽势力，而其他贵族则被迫起来自卫。贵族之间的骚乱与纷争都是由教会高级僧侣们的野心所引起来的。但是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们利用前人的劳动成果尽力削弱了这些纷争根源造成的恶劣影响。

最后，我想把罗马皇帝尤里安的临终遗言赠予恺撒，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一位叛教者，尽管性质截然不同。

“如果说我没能实现我想做的一切，那么，请人们不要忘记，人世间的事情是由命运的力量掌管的。现在，我在感谢永恒之神，因为他没有让我死于长期患病，没有让我死在刽子手或恶人歹徒的屠刀下，而是死在战场上，死于风华正茂的年华，死在许多功勋尚没有建立之时……”

他作为一个诚实的借债者把生命归还给了大自然。恺撒倘若不能像恺撒一样活着，作为，那么他便注定将以这样一种方式死去。

不为恺撒，宁为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