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于1964年初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即号召当时的工人阶级发扬“大庆精神”，为了工业的发展而苦干，不为名，不为利，不依靠外国，自力更生，在冰天雪地里疯狂劳动。

　　1963年底，中国开发了大庆油田，不仅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更培养出一支有有组织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座谈会上发出号召：“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典型。”此后，“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在全国传播。

　　无可否认，“工业学大庆”运动确实为中国的工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还产生了一些大庆式的企业。例如，当时的上海市学大庆见行动，全市三分之一的企业和车间干部一半时间搞管理，抽出一半时间参加生产劳动。

　　但也有不少人在运动中仅停留在口号和空喊上，刮风走过场，流于形式；有些地方甚至生搬硬套大庆的做法，造成“消化不良”。

　　更荒唐的是，有些企业将“铁人“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话随意乱用，蛮干硬干，结果造成经济上损失；有的企业也想像大庆那样，除生产外也搞农林牧副渔，根本未考虑自己的具体情况等等。

　　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等称大庆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并将大庆的经验称为“修正主义”的东西、“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并称“火烧一切制度、彻底解放工人”甚至扬言“不搞科研照样出油”，大庆油田管理陷入混乱。

　　他们还不准宣传大庆，不许学大庆，给电影《创业》冠上十多条罪名，而且扣压《大庆战歌》达十年之久，并反对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一次又一次刮起反大庆的歪风。

　　文革结束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主持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重新肯定了大庆的成绩和经验，但同时，会议也强调学大庆运动中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浮夸和冒进倾向。